那年夏天异常闷热。梅雨季推迟，雨量稀少，溪云村那条贯穿全境的溪流，水位降到了十年来的最低点。裸露的河床露出光滑的鹅卵石，曾经被水流冲刷的青苔现在变成干枯的褐色斑块，像大地褪下的旧皮。
起初，村民们只是把这当作普通的干旱。“今年天干，溪水浅了。”“水库该放水了吧？”
但尹晴注意到一些更细微的变化。村西头那口百年老井，水位也下降了将近一米，打上来的水带着一股之前没有的、淡淡的铁锈味。后山几处常年湿润的泉眼，现在只剩下石缝里缓慢渗出的水珠。更令人不安的是，村里的几棵老树——包括祠堂前那棵三百年的银杏——叶子在七月初就开始微微卷边，比往年早了近一个月。
她请了县水利局的技术员来检测。检测报告一周后出来，结论谨慎但明确：受区域气候变化和上游用水增加影响，溪云村所在流域的地下水位正在持续下降。报告建议“合理规划用水，发展节水农业，并考虑寻找备用水源”。
报告在村委会传阅时，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虎子说：“咱们村现在用的是自来水厂的水，溪水主要就是景观和农业灌溉用，影响不大吧？”秀兰也说：“茶园和菜园都有滴灌系统，用水效率很高了。”
只有根叔看着报告，抽着烟斗，久久不说话。最后他问技术员：“这下降，是暂时还是长久？”
技术员推了推眼镜：“从数据看，是趋势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那能怎么措施？”尹晴问。
“减少农业用水，限制非必要景观用水，推广节水技术。当然，最重要的是……”技术员顿了顿，“控制旅游规模。旅游带来的额外用水负荷很大——民宿用水、餐饮用水、公共卫生间、景观维护，这些加起来可能超过农业用水。”
这话一出，会议室安静了。控制旅游规模？这意味着什么？减少游客数量？限制民宿扩张？这触及了溪云村最核心的经济命脉。
“不能找新水源吗？”虎子问，“打深井，或者从邻村引水？”
“深井可能加剧地下水下降。引水涉及跨村协调和复杂工程，成本很高。”技术员如实回答。
讨论没有结果。大家倾向于认为问题“没那么严重”，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
但观察期间，变化在加速。
七月中旬，持续三周无雨。溪流几乎断流，只剩下几处深潭还有水。老井的水位又下降半米，打水需要更长的绳子。茶园里，尽管有滴灌，但土壤湿度明显不足，阿灿发现一些茶树的嫩梢开始发蔫。
更直观的是村庄的“颜值”受损。文化广场边的景观水池水位下降，露出池壁难看的水渍线。民宿区的绿化带需要额外浇水才能保持鲜绿，水费支出增加。甚至有游客在评价中提到：“溪云村的溪流快干了，少了点灵气。”
压力开始累积。民宿主们抱怨水费上涨，要求村里补贴。茶农们担心茶叶品质下降，影响收成。普通村民则开始互相提醒节约用水，但收效甚微——习惯了拧开水龙头就有水的日子，改变需要时间。
八月，事情迎来了转折点。
省水利厅派来了一个工作组，领队的是一位姓沈的女工程师，四十出头，短发，说话干脆利落。她带团队在村里驻扎了一周，进行了更全面的检测和评估。
结论汇报会上，沈工的ppt第一页就写着醒目的标题：“溪云村水文系统临界状态评估”。
“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沈工的声音清晰冷静，“溪云村所在的水文单元已经接近生态承载阈值。当前地下水位比三十年前的平均水平低42米，且以每年015米的速度持续下降。如果这一趋势不变，十年内，浅层地下水可能无法支撑现有植被，部分水井将干涸。”
她展示了卫星遥感图像对比：三十年前的区域植被覆盖是深绿色，现在是浅绿色，村庄周围出现了黄色斑块——这是植被退化的迹象。
“最主要的原因是，”沈工切换图表，“人类活动干扰。，溪云村常住人口增加25，旅游接待量增长300，农业灌溉面积扩大40。年降水量减少8，蒸发量增加12。简单说，用水需求大幅增加，而水资源供给在减少。”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有什么解决方案？”尹晴问。
沈工展示了几个选项：一是严格限制发展规模，将旅游接待量控制在当前水平的80以下；二是实施阶梯水价，大幅提高超额用水成本；三是投资建设小型污水处理回用系统，减少新鲜水取用量；四是调整农业结构，减少高耗水作物。
每一项都意味着改变，每一项都触及利益。
“必须选择吗？”虎子声音干涩。
“如果想让溪云村可持续发展——真正的‘可持续’——那么是的，必须做出选择。”沈工语气坚定，“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就像一艘船，超载了就会沉。你们现在接近超载状态。”
汇报会结束后，工作组离开，留下了厚厚的技术报告和建议方案。但比报告更沉重的是那个问题：如何选择？
村民大会上，分歧迅速表面化。
以虎子和民宿主们为代表的“发展派”认为：水资源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解决——打更深的井，建储水设施，从外面引水。“我们不能因为水的问题就限制发展，这是因噎废食。”
以根叔和老康为代表的“守成派”则忧心忡忡：“水是命脉，没了水，什么发展都是空的。咱们得听专家的，该收就收。”
阿灿等茶农夹在中间：一方面理解生态限制，另一方面担心收入减少。
年轻一代态度复杂：林溪在网上搜索其他地区的案例，发现不少旅游胜地都面临类似的水资源危机，有的通过严格管理渡过难关，有的则因生态崩溃而衰落。
争论持续了整整三天。没有达成共识，只有更深的裂痕。
尹晴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理解双方的理由：发展派要维护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守成派要保护村庄的生存根基。两者都对，但似乎无法兼得。
更让她困惑的是村民们的反应模式。面对土地纠纷、代际冲突、记忆分歧这些问题时，大家还能理性讨论，寻找妥协。但面对水资源这个更基础、更关乎生死的问题时，情绪更容易失控。有民宿主私下说：“要是限制游客，我贷款买的民宿怎么办？”有老人叹气：“水都没了，还谈什么发展？”
恐惧在蔓延——对失去经济来源的恐惧，对家园生态崩溃的恐惧。这两种恐惧互相碰撞，让对话变得艰难。
就在僵局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村西头住着一个叫小波的少年，十四岁，性格内向，喜欢独自在溪边和山林里玩耍。他对水的敏感度异于常人，能根据溪水的气味和声音判断天气变化，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泉眼。村里老人说，这孩子“通水性”。
八月底的一个下午，小波失踪了。他母亲说，他早上背着水壶和一个小网兜出门，说去后山“看看水”。到了晚饭时间还没回来。
村里组织人手寻找。后山不大，但地形复杂，有沟壑、岩洞、密林。大家找到天黑，只在一处干涸的溪床旁找到了小波的水壶。
恐慌升级。尹晴报了警，救援队连夜进山。
第二天清晨，就在大家快要绝望时，小波自己走回来了。浑身湿透，衣服沾满泥土和青苔，但眼睛异常明亮。
“你去哪儿了？！”他母亲又哭又气。
小波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小石块，放在桌上：“我找到水了。”
“什么水？”
“地下河。”小波说，“在后山北坡的岩洞里，有条地下河，水流很大。我掉进去了，顺着水流漂了一段，从一个出口出来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后山有地下河？地质勘探从没提到过。
沈工的工作组被紧急请回。听了小波的描述，沈工立刻联系了省地质勘探队。一周后，勘探队带着专业设备进驻。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溪云村地下确实存在一个复杂的地下河系统，水量丰富，水质优良。但这条地下河位于石灰岩层中，与村庄日常使用的浅层地下水并非同一系统，所以之前的监测没有发现。
“这意味着我们有新水源了？”虎子兴奋地问。
沈工却表情严肃：“这意味着问题更复杂了。”
她解释：地下河是区域性水文系统的一部分，可能连接着更大的地下水资源。如果大规模开采，不仅可能破坏脆弱的岩溶生态系统，还可能引发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更重要的是，地下河的水位变化可能影响整个区域的水平衡，后果难以预测。
“那能开采多少？”尹晴问。
“需要长期监测和评估才能确定安全开采量。”沈工说，“但初步判断，如果合理利用，可以作为应急和补充水源，但不能作为长期扩张的支撑。”
希望出现，但又被限制。就像口渴的人看到远处有湖，走近才发现湖边立着“限量取水”的牌子。
村民大会再次召开，讨论如何利用地下河。
新的分歧出现了：有人主张“先用了再说”，有人坚持“必须科学规划”，有人担心“动了地下河会不会有报应”——这是根叔那代老人的隐忧，他们相信山水有灵。
小波成了焦点。这个沉默的少年，因为一次意外发现，被推到了村庄重大决策的中心。记者采访他，专家询问他，村民们看着他，眼神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