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耕季进入第二个月时，一个微凉的秋日下午，秀兰在整理织娘坊仓库时，在一个废弃的旧织机木箱底部，发现了一个用油布包裹的硬皮笔记本。
本子很旧，黑色封皮已经磨损泛白，边角卷起。她以为是过去的账本或花样记录，随手翻开，却愣住了。
第一页，用蓝黑墨水写着：“溪云互助备用金记录。1987年3月始。”
往下翻，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条目，时间跨度超过三十年。字迹不一，显然有多人经手。条目内容简单直白：
“198745，收王三家玉米款12元（其妻病重）”
“198752，付李四家药费8元”
“1989115，收集体卖毛竹款35元（修祠堂用）”
“19927，收外出打工汇款200元（张伯孙子学费）”
……
“200511，付根叔家丧事30元”
“20104，收茶园预付款500元（虎子代管）”
……
最近的一条是：“20218，收民宿分成尾款1200元（尹书记说暂存备用）”
每笔收支后面，都有简单的签字或画押。有些名字秀兰认识，是村里早已过世的老人；有些是现仍在世但已年迈的长辈；还有一些，是现任村干部的签名。
这不是正式的村集体账目。村里的公共资金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每一分钱都要经过审批、公示、入账。而这个本子记录的，显然是另一套系统——一套存在于正式制度之外、由村民自发维持的“暗账”。
秀兰拿着本子，手微微发抖。她立刻去找尹晴。
尹晴看到本子，脸色也变了。她翻看着那些跨越数十年的记录，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有些款项她知道——比如那笔“民宿分成尾款”，是村里与一家民宿合作的分成，因金额不大且对方要求现金支付，她当时确实说“先留着，说不定有急用”。但更多的记录，是她完全不知情的。
“这是怎么回事？”秀兰声音发紧，“村里……还有这样一笔钱？这样一本账？”
尹晴合上本子，沉默良久。“我不知道有这本账。但我知道，在很多中国乡村，都存在这种‘备用金’——不是公款，也不是私钱，是大家心照不宣、用于应急和那些‘不好明说’的开支的钱。”
“那这笔钱现在在哪里？”
尹晴起身，打开村委会办公室角落的一个老式铁皮文件柜。在层层文件下面，有一个不起眼的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叠现金，用橡皮筋捆着，还有几张银行卡和存折。她数了数现金，又查看了存折余额，加起来大约有三万七千元。
数目不大，但考虑到这本账跨越三十多年，期间村庄经历了极度贫困到逐渐富裕的过程，这笔钱承载的意义远超其面值。
“谁在管这个？”秀兰问。
“我不知道现在谁在管，”尹晴说，“看账本，经手人换了好几拨。最早应该是老支书那代人，后来可能传给了福旺叔他们，再后来……”她指着最近几笔的签字，“有虎子的名字，有阿灿的，还有我的。”
“你的？”
“我签字的那笔，就是民宿分成的尾款。虎子当时把钱给我，我说先放着。但我不知道他放进了这个系统。”
两人面面相觑。她们都明白这本账本意味着什么：在溪云村光鲜的“民主决策、财务透明、制度规范”的表象之下，一直存在着一个隐秘的、非正式的互助网络。这个网络处理的是那些正式制度无法覆盖或不便处理的灰色地带：谁家突然有急难需要小额救急，哪笔小收入不好入公账，哪个传统仪式需要点心意钱，甚至可能包括某些不便公开的“人情往来”。
“这算违规吗？”秀兰声音很轻。
“严格来说，没有入公账的资金流动，当然不合规。”尹晴说，“但这笔钱的性质……你看这些支出，都是救急、帮困、支持传统活动。而且金额都很小。”
“可为什么不走正式渠道？”
“因为麻烦。”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两人抬头，看到根叔站在门口，不知何时来的。他走进来，看了一眼桌上的账本和铁盒，叹了口气。
“到底怎么回事，根叔？”尹晴问。
根叔在椅子上坐下，拿出烟斗，慢慢装着烟丝。“这事儿，得从大集体解散那会儿说起。”
他点燃烟斗，烟雾在空气中盘旋。“八几年，包产到户了，大队没了，但村里还有些公共的事要办。修个路、补个桥、接济一下揭不开锅的人家。那时候村委会刚成立，没钱，也没制度。几个老辈人一商量，就凑了点钱，谁家有余粮就出点，谁家有事就帮点。记个账，心里有数。”
“后来慢慢有点钱了，”根叔继续说，“村里搞副业，卖毛竹、卖茶叶，有些零碎收入。正式账要交上去，但这些零零碎碎的，就留下了。说是‘备用金’，其实也就是个意思——万一谁家有急，不用开会研究，不用层层审批，先拿出来应个急。”
“再后来，村里越来越正规，有了严格的财务制度。”尹晴接话，“但这笔钱和这个习惯，留下来了？”
根叔点头：“留下来了。因为有些事儿，正规渠道就是不方便。比如前年，张婆婆家孙子考上大学，家里困难，按制度可以申请助学金，但要证明、要公示、要等审批。可孩子开学等着用钱，几个老家伙一商量，从这备用金里先支了五百，让孩子先走。后来助学金批下来，又还回来了。”
“比如有些传统活动，”秀兰恍然，“像祭祖、庙会，按政策不能动用公款，但村里老人觉得该有点表示，就从这里出点香火钱？”
“对。”根叔说，“还有一些……人情往来。外头来检查的、考察的，有时候带点土特产，不好走公账，就从这里出。或者村里谁去办事，请人吃个便饭，也从这里报。”
尹晴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她理解这个系统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运行，从来不是完全由正式制度覆盖的。总有一些模糊地带，需要非正式的弹性来处理。这个“暗账本”系统，其实是乡村传统互助精神和现实灵活性的一种延续。
但同时，她也看到了巨大的风险。这个系统完全依赖参与者的道德自觉和相互信任。一旦有人动歪心思，或者信任破裂，就会酿成严重问题。而且，在溪云村已经成为“民主透明典范”的今天，这个系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现在村里还有谁知道这个？”她问。
根叔想了想：“老辈人基本都知道。中年一辈，像福旺、虎子、阿灿他们，也参与过。年轻人……应该不知道。”
“尹书记，你打算怎么办？”秀兰忧心忡忡，“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村‘财务透明’的形象就毁了。”
尹晴看着桌上的账本和铁盒。三万七千元，三十多年的记录，几百笔微小的收支。每一笔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家庭的关键时刻，一次社区的温情互助，或者一次无奈的变通。
她可以有几个选择：
一，立即公开，将所有资金并入村集体账户，彻底废除这个系统。但这可能伤害那些依赖这个系统应急的村民，也可能暴露过去某些“不合规但合情”的操作。
二，假装没发现，让系统继续隐形运行。但这违背了她一直倡导的透明原则，也存在道德和监管风险。
三，某种折中——承认这个系统的历史和功能，但将其规范化、透明化。
“我想先弄清楚，这个系统现在到底怎么运行。”尹晴说，“根叔，您能召集知道这事儿的老人们，咱们开个非正式的小会吗？”
当晚，在老康家的堂屋里，七八位老人聚在了一起。除了根叔，还有福旺叔、两位已经八十多岁、几乎不出门的老阿公，以及两位老太太。他们都是村里最受尊敬的长辈。
当尹晴拿出那个账本时，老人们没有惊讶，只有一种“终于被发现了”的释然和些许不安。
“这账本，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轮流管的。”福旺叔开口了，“现在主要是我和根叔看着。钱存在那张农村信用社的卡里，密码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尹晴问。
老人们互相看了看。最后，一位叫阿贵的老阿公说：“尹书记，你是好人，为村里做了很多。但这个事儿……它不是你们干部系统里的事。它是咱们村民自己的事。告诉你，怕你为难——按规矩，你得管；按情理，你不好管。”
“那虎子、阿灿他们参与，也是这个原因？”
“对。有些支出需要年轻人跑腿，就让他们经手。但规矩都讲清楚了：这是应急的钱，不能乱动，每笔进出都要记清楚，要有至少两个见证人。”
尹晴翻看着账本，确实，几乎每笔收支都有两个签名或画押。
“这三十年，有没有出过问题？”她问。
老人们沉默了一会儿。根叔说：“出过一次。1995年，当时管钱的阿明——他已经过世了——他儿子生病急用钱，他从里面借了三百，没跟人说。后来我们查账发现不对，找他问，他承认了，哭着说一定还。大家没声张，让他写了欠条，按月从他们家卖鸡蛋的钱里扣。扣了一年才还清。从那以后，管钱的人都要家里人在场见证。”
“那阿明后来……”
“他还是村里人，大家没看不起他。谁家没个急难呢？后来他儿子病好了，家里情况好转，他还多还了五十，说是利息。我们没要，他又捐给了备用金。”
堂屋里很安静。煤油灯的光在老人们布满皱纹的脸上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