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组的小赵看到这份访谈记录，有些尴尬地对吴教授说：“吴教授，这些内容……可能不太适合写入经验材料。容易引起误解。”
吴教授平静地说：“误解什么？误解一个真实的农民有复杂的感受？经验如果只能在无菌环境下存活，那它可能不是真正的经验，而是标本。”
现场会日益临近，压力与日俱增。市里领导提前来检查筹备情况，对某些“不够完美”的细节提出意见：村口停车场应该划出“观摩车队专用通道”；文化展示中心的讲解员要统一着装并接受专业培训；“老宝贝客厅”的活动时间要调整，确保领导参观时“有内容可看”。
最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议程演练”环节。为了确保现场会顺畅，筹备组设计了详细的观摩路线和时间表。其中一站是“跨界闲谈会”的现场展示，主题定为“讨论如何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演练当天，按照剧本，村民们应该踊跃发言，提出建设性意见，最后在主持人引导下形成共识。但实际演练时，当主持人（由一位乡干部临时担任）抛出问题后，会场出现了冷场。村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说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们真正想讨论的问题。
僵持中，根叔忽然开口：“要我说，集体经济壮大了是好事，但别壮大到把各家各户自己的小日子都管没了。就像我那菜园子，我想种点苦菜，非说不好看。集体是大家的，可各家也得有点自己的边边角角吧？”
这完全不在剧本内。主持的乡干部一时语塞，材料组的人脸色都变了。
演练结束后，周主任召集紧急会议，严肃指出：“现场会是展示成果，不是暴露问题。所有的发言都要提前准备，严格审核。像今天这种偏离主题、可能产生误导的发言，绝对不允许出现！”
尹晴感到一阵强烈的窒息感。她理解周主任的压力——现场会关系到各级领导的政绩，容不得差错。但她更清楚，如果为了“完美展示”而扼杀真实的对话，那展示出来的，还是溪云村吗？还是只是一个名叫“溪云”的舞台剧？
那天深夜，她独自走到“地脉聆听馆”。泉水声依旧，让她想起大地自有其节奏，不因人类的会议而改变。她想起老余的批判、林星回的“中间地带”、溪月的边界、老康的记忆、陆远舟的数字……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力量试图定义溪云村。而这一次，或许是最大的一股力量——体制性的、带着巨大资源和政治权重的力量。
她意识到，溪云村正面临一个比商业收购更根本的挑战：被体制“收编”为某种标准化的样板。这种收编是善意的，是带着认可和推广目的的，但也因此更具渗透性和改造力。它许诺的是更广阔的平台和资源，代价是必须修剪掉那些“不标准”的枝桠，将自己嵌入一个预设的框架中。
现场会前一天，吴教授找到尹晴，递给她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这是我们课题组这段时间的观察笔记，未经任何加工。可能有些内容刺眼，但我想，你有权利看到这些。”
尹晴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手写记录：村民的闲谈片段、会议上的微妙表情、不同群体间的非正式评价、环境改造引发的私下抱怨、以及对即将到来的现场会的复杂情绪——有自豪，也有表演的疲惫，还有对“过后会不会被打回原形”的隐隐担忧。
最后一页，吴教授写了一段话：“所谓‘经验’，一旦被固化、被圣化，就可能变成束缚未来的教条。溪云村最珍贵的，或许不是那些可以被总结的‘做法’，而是那种持续自我质疑、自我调适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脆弱的，容易被强大的外部叙事覆盖或简化。如何在这种覆盖下，保持自身的复杂性和生长性，或许是你们接下来真正的课题。”
现场会当天，天气晴好。观摩车队浩浩荡荡驶入溪云村。领导们面带微笑，在精心设计的路线上参观，听取流利的讲解，观看安排好的展示。一切井然有序，掌声在适当的时候响起，问答环节的问题和答案都经过精心准备。
尹晴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做了二十分钟的汇报。她按照材料组准备的稿子，讲述了“五个坚持”下的溪云实践。语言精炼，数据准确，逻辑清晰。领导们频频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
汇报结束前的自由发挥环节，尹晴沉默了几秒。会场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材料组的周主任在台下微微前倾身体，眼神里有一丝紧张。
尹晴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领导，也扫过坐在后排的村民们。“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她的声音比之前慢了一些，“溪云村走到今天，除了刚刚汇报的那些‘坚持’，还有一种更基础的东西：就是对‘不知道’的容忍，对‘不完美’的接纳，对‘不一致’的耐心。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蓝图，我们是在走路的过程中，用脚去试哪块石头稳，哪条路通。我们经常争论，有时甚至争吵。我们犯过错，走错过路，然后掉头。我们不确定未来一定会怎样，但我们确定的是，这个未来必须由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用他们真实的感受和选择，一点点塑造出来——哪怕那些感受和选择，有时不那么‘正确’，不那么‘典型’。”
她停顿，深吸一口气：“所以，如果溪云村有什么‘经验’，那可能不是一套可以照搬的做法，而是一种态度：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努力守护那种让真实生活得以呼吸的空间。这个空间里，可以有成功，也可以有困惑；可以有共识，也可以有分歧；可以有光鲜的展示，也可以有不那么好看的、但必须被看见的角落。守护这个空间，比任何具体的‘做法’都更难，但也更重要。我的汇报完了。”
会场一片寂静。周主任的脸色有些发白。但片刻后，坐在前排的一位省级领导缓缓鼓起掌来。接着，掌声蔓延开。
会后，那位领导特意走到尹晴面前，握了握她的手：“尹晴同志，你最后那段话，很实在。典型经验要总结，但基层的生动实践和复杂情况，我们也要心中有数。继续探索，不要有包袱。”
领导车队离开后，溪云村仿佛一下子被抽空了力气，进入一种奇特的安静。村民们没有立刻散去，三三两两地站在路边、广场上，低声交谈。没有人欢呼“成功了”，也没有人抱怨“累死了”，大家只是站着，像在消化什么。
材料组开始收拾设备，准备撤离。周主任走到尹晴面前，表情复杂：“尹书记，你最后……有点冒险。不过，领导认可了，结果是好的。”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其实我们也知道，基层工作不可能像材料里写得那么光滑。只是有时候……身不由己。”
课题组还要再留一段时间。吴教授对尹晴说：“你今天那段话，保住了溪云村最珍贵的东西——叙述自己故事的权利。但接下来，如何在不同叙事的夹缝中，继续讲好自己的故事，会是持续的挑战。”
傍晚，尹晴又来到地脉聆听馆。泉水依旧汩汩流淌，无论今天有多少人来过，无论他们听到了什么、说了什么。她想起那些被高压水枪冲掉的青苔，那些被粉刷覆盖的涂鸦，那些被修剪整齐的藤架。有些东西被改变了，也许无法复原。
但她也想起小豆哭着说“秘密基地没了”时的眼睛，想起根叔关于菜园子的那番不在剧本内的话，想起那些课题组记录下的、未被纳入“经验”的细碎声音。
也许，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抗拒一切改变，也不在于全盘接受所有定义，而在于在每一次被“总结”、被“观摩”、被“提炼”之后，依然能辨认出自己那条独特的、不规则的生长脉络。并在下一阵风来时，继续沿着那脉络，长出新的、也许不够标准、但属于自己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