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庄严肃穆。国徽高悬，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辩护律师，各就其位。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受害者家属，有媒体记者，有普通市民，也有接到内部通知前来旁听的警务人员。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近乎凝固的紧绷感，混合着木质座椅、旧地毯和无数人呼吸产生的、略带浑浊的气息。
柳征被法警带上被告席。他穿着看守所的号服，头发被简短地修剪过，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依旧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置身事外的漠然。他站在那里，没有看任何人，目光落在面前的栏杆上，仿佛周围的一切喧嚣、注视、窃窃私语，都与他无关。
庭审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公诉人宣读了厚达数百页的起诉书，指控柳征犯有故意杀人罪（三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针对其母李秀兰）、非法制造危险物质罪、盗窃罪（涉案车辆）等多项罪名。随着一项项证据被当庭出示、质证——水泥柱中骸骨的照片、地下实验室的勘查录像、贴着标签的神经抑制剂瓶子、货车底盘的dna比对报告、陈敏关于李秀兰死因的重新鉴定意见、赵永南关于网络流量和定时程序的技术分析、柳征本人的详尽供述录音和笔录旁听席上不时响起压抑的惊呼和倒吸冷气的声音。
证据链条完整、确凿，指向性无可辩驳。公诉人的陈述逻辑清晰，措辞有力。旁听者看向被告席的目光，充满了惊骇、厌恶、难以置信，以及一丝对如此冷静、精密、漫长之恶行的本能恐惧。
轮到辩护律师发言。律师是法庭指定的，一位经验丰富、头发花白的老律师。他扶了扶眼镜，站起身，向法庭微微鞠躬，然后开始了他的辩护。
他没有试图否认柳征实施了这些行为——证据如山，否认毫无意义。他选择的辩护策略，是刑事责任能力。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律师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在案发后，我的当事人，柳征，主动、详尽、甚至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地交代了全部犯罪过程，其冷静、条理、对技术细节的精准描述，令人震惊。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精神状态表现。”
他引用了多位资深精神科专家和心理学家的庭前鉴定报告。报告一致认为：柳征的认知功能完整，智力超常，逻辑推理能力极强，对自身行为性质、法律后果有清晰认识。但同时，多位专家也指出，柳征表现出显着的、长期的、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复杂型相关的情感隔离、解离状态、以及偏执性信念系统。
“十年！”律师提高了声音，带着一种克制的激昂，“我的当事人，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接连遭遇父亲被诬陷跳楼、母亲申诉无门最终‘病逝’的双重重大创伤。他坚信父母死于非命，且真凶逍遥法外，甚至享受着荣华富贵。这种巨大的、无处申诉的冤屈与丧失感，在漫长的十年间，没有被疏导，没有被抚平，反而在他孤僻、高智商的个性催化下，内化为一套极端、封闭、自洽的逻辑体系：世界是不公的，系统是腐败的，常规正义是失效的。唯有他自己，可以通过超越常规的手段，执行‘终极正义’，完成‘清理’。”
“在这种扭曲的信念驱动下，”律师继续道，“他的一切行为——长达十年的跨学科学习、秘密实验室的建立、精密谋杀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对自身情感的彻底剥离——都服务于这个终极目标。他将自己物化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将受害者视为需要‘清除’的‘系统错误’，甚至将对母亲生命的‘安排’视为一种‘解脱’和‘验证’。这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情感反应和道德判断范畴，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理状态下的行为。”
律师转向审判席，语气恳切：“我的当事人，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其辨认能力或许存在（他知道自己在杀人），但其控制能力，在那种长期、严重的精神障碍影响下，是否还完整？他是否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在仇恨的冲动与法律的约束、在私刑的诱惑与对生命的敬畏之间，做出真正自由的选择？还是说，他早已被自己构建的那套复仇‘程序’所劫持，只能按照既定‘代码’运行，直至终点？”
“因此，”律师总结道，“我们请求法庭，充分考虑柳征案发时的精神状况，依据《刑法》相关规定，对其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重新审定。即便不能认定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也应考虑其作案时受精神障碍影响，控制能力显着削弱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从宽考量。这并非为他开脱罪责，而是追求更为精准、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司法公正。”
法庭内一片寂静。辩护律师的思路很清晰：不争“是否做过”，只争“为何能做”以及“是否该为能负全责”。他将柳征描绘成一个被巨大创伤扭曲、被自洽的疯狂逻辑所控制的“病人”，而非法治意义上完全清醒、自由的“罪犯”。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公诉人立即进行了反驳，指出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明确，柳征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其计划之周密、准备之长久、执行之冷静、反侦察意识之强，无不表明他是在清醒、理智的状态下，自主策划并实施了犯罪。其关于“系统清理”的言论，更像是为其冷血行为寻找的、自我合理化的扭曲借口，而非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精神病症状。
法庭辩论激烈。旁听席上的人们表情各异，有的若有所思，有的面露愤慨，有的则显得茫然。
吕凯坐在旁听席靠后的位置，沉默地听着。他知道辩护律师的策略在法律上是常规的，甚至可以说是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尽责表现。那些关于创伤、ptsd、情感隔离、偏执信念的分析，也并非全无道理。柳征的内心世界，确实是一个被仇恨和扭曲逻辑彻底重塑的、冰冷异化的空间。
但这就是“无罪”或“罪轻”的理由吗？
柳征自始至终，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他听着对自己的指控，听着那些血腥的细节，听着律师为他做的“精神病”辩护，听着公诉人的严词驳斥他的表情，从始至终，只有一种深潭般的平静。没有激动，没有辩解，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仿佛庭审上争论的，是另一个陌生人的命运。
直到法庭辩论接近尾声，审判长按照程序，询问被告人是否还有最后陈述。
一直沉默的柳征，缓缓抬起了头。他的目光扫过庄严的国徽，扫过表情严肃的审判人员，扫过义愤填膺的公诉人，扫过为他竭力辩护的律师，最后，落在了旁听席某个虚空的方向，并没有聚焦在任何人身上。
法庭里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这个制造了惊天大案、却平静得诡异的凶手，会说些什么。是忏悔？是辩解？是继续他那套“系统清理”的理论？
柳征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平稳，穿过寂静的空气，传入每个人的耳朵：
“审判长，我放弃律师为我做的无罪或罪轻辩护。”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旁听席响起一片压抑的哗然。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愕然地转过头，看向他。
柳征仿佛没有看到这些反应，继续用那种平铺直叙的语调说道：
“我做的事，杀的人，我都认。过程，细节，动机，你们已经都知道了。该怎么判，法律有规定。”
他顿了顿，目光似乎微微凝聚了一些，但依旧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但是，”他话锋一转，声音依旧平稳，却带上了一种冰冷的、金属般的质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法庭，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问问这个社会。”
他抬起头，第一次，将目光缓缓扫过旁听席上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最后，定格在审判席的方向。
“我父亲柳建国，当年到底有没有挪用那三十万公款？那四千万的采购款，到底去了哪里？‘锐进计划’裁掉的三百个工人，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后来怎么样了？我母亲李秀兰，是真的病死的，还是被人用了什么方法，让她‘看起来’是病死的？”
“这些问题，”他的语气没有加重，但每个字都像冰锥一样刺入空气，“当年，有没有人认真查过？有没有媒体敢追问到底？有没有‘正义’，曾试图为他们主持公道？”
“逼死我父亲的人，逼疯（死）我母亲的人，让几百个家庭破碎的人”柳征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空无一物的前方，仿佛在凝视着某个无形的存在，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近乎虚无的颤动，但迅速又恢复了平静，“他们的罪，这么多年，谁来认？”
“我用了错误的方式，触犯了法律，我接受惩罚。但他们的罪呢？是不是只要权力够大，关系够硬，掩盖得够好，时间够久，就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过？就可以在阳光下，继续享受财富、地位和人们的‘尊敬’？”
“法律判了我，我认。但我想知道，法律，或者别的什么，能不能也判一判他们？如果法律不能，或者不愿，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他极其轻微地扯动了一下嘴角，那或许可以被称为一个冰冷的、自嘲的弧度，“是不是就永远都不会少？”
说完，他不再看任何人，重新低下头，恢复了之前那副置身事外的平静姿态。仿佛刚才那番话，只是完成了一个必要的程序性发言。
法庭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比之前任何一次沉默都要沉重，都要漫长。
辩护律师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坐下。公诉人脸色铁青，但一时无言。审判长和审判员们交换着复杂的眼神。旁听席上，有人震惊，有人沉思，有人面露尴尬，有人眼含泪光，也有人不屑地撇了撇嘴。
柳征的“最后陈述”，没有为自己求情，甚至没有谈论自己。他用最平静的语气，抛出了一个最尖锐、也最沉重的问题。他把个人的罪与罚，强行与一个更庞大、更模糊、也更难解的系统性不公与沉默联系在了一起。
他放弃了“无罪”的法律辩护，却完成了一次对“无罪者”的沉默罪责的公开质询。
这场审判，似乎在这一刻，才真正触及了案件最冰冷、也最复杂的核心。法律可以审判柳征的杀人罪行，但柳征用他的行动和话语，将另一个更庞大的“审判”议题，沉重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也压在了这个法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天平之上。
无罪的辩护，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但关于正义、罪恶与代价的漫长诘问，却仿佛才刚刚开始，并且注定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