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刑侦支队的物证室，弥漫着淡淡的樟脑、纸张和化学固定剂混合的、略带压抑的气味。巨大的金属储物柜整齐排列，上面贴着案件编号和名称。角落一张专门辟出的长条桌上，铺着白色的防静电桌布，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从柳征自建房搜查到的、与宏远集团旧案相关的纸质文件和电子设备。
时间已经是柳征被捕后的第三天下午。核心的杀人证据链基本固定，审讯也告一段落。但柳征“复仇蓝图”中反复提及的、他父亲柳建国当年的“冤屈”，以及背后可能隐藏的、关于宏远集团核心层的更大丑闻，成了吕凯团队必须查清的关联事实。这不仅关乎柳征的杀人动机，也关乎案件背后更复杂的社会图景。
刘冰和赵永南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仔细梳理柳征电脑硬盘、u盘以及纸质文件中，所有涉及“父亲”、“宏远集团”、“锐进计划”、“采购项目”的内容。他们找到的，远比预想的要多，也更触目惊心。
那是一份被柳征花了至少五年时间，用近乎病态的细致和执着，一点一滴收集、整理、交叉印证、最终拼合而成的、关于他父亲柳建国之死的“调查报告”。
报告的开端，是八年前一份普通的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方是宏远集团旗下的精密仪器分厂，标的物是几套高精度数控机床的进口核心部件，供应商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贸易公司，合同金额高达四千三百万。合同签署人之一，是当时的采购部副主管柳建国。经手、审核、批准链条上，还有另外几个名字，其中就包括后来步步高升的周永康（时任分厂厂长助理）、王磊（时任技术部主管）、张明远（时任财务部副经理）。
“表面看，这就是一份正常的高价进口设备合同。”刘冰指着扫描到屏幕上的合同复印件，用笔尖点着几个关键位置，“但柳征在后面附了至少十几份材料来证明这份合同有问题。”
赵永南调出相关文件。首先是那家开曼群岛贸易公司的背景调查，由柳征通过某些“非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显示，这家公司是典型的“空壳公司”，注册资金极少，无实际业务，其实际控制人经过层层股权穿透，最终指向一个与周永康、王磊、张明远三人有密切私人关系的海外离岸信托。
“然后是这个，”赵永南打开一份银行流水记录（来源不明，但看起来像是某种内部泄露或黑客获取的数据），“合同签订后，四千三百万的货款，分三批，从宏远集团的账户，打到了开曼群岛那家公司的账户。但这笔钱，在到账后不到一周内，就被迅速转移，经过多个离岸账户的复杂流转，最终流入了三个分别位于瑞士、新加坡和列支敦士登的私人银行账户。账户持有人姓名与那三人无关，但柳征用红色箭头标注，并附了说明：根据这三人在此后几年的海外消费、置业记录（部分来自公开信息，部分来源可疑）的金额和时间点，与资金流入流出高度吻合。”
“也就是说，这笔巨额采购款，很可能根本没用来买设备，而是被他们三个人联手，通过虚构合同、空壳公司，套取出来，中饱私囊了？”刘冰皱着眉头。
“柳征的结论是这样。”赵永南点头，继续操作，“关键在这里，柳建国当时作为具体经办人，在后续的设备验收和入账环节，发现了异常。真正的、市场上能买到的同等规格核心部件，当时的合理价格应该在两千五百万左右，而且供应商应该是几家知名的德国或日本厂商，而不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开曼群岛皮包公司。他怀疑价格虚高，且货物可能有问题，或者根本没到货。”
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扫描的、字迹有些潦草的内部报告草稿，署名是柳建国，日期是合同执行后大约两个月。报告委婉地提出了对采购价格、供应商资质、以及货物迟迟未能完成最终验收的疑问，并建议集团审计部门介入核查。
“这份报告，根据柳征的注释，根本没有被正式提交上去。”刘冰指着旁边柳征用红笔写下的小字：“报告草稿在柳建国电脑中被发现，但未在集团内部oa系统找到提交记录。柳建国直属上级（周永康）证言称‘从未收到过此类报告’。”
“然后，事情急转直下。”赵永南切换到下一组文件。那是一份宏远集团内部审计部门出具的、针对精密仪器分厂采购流程的“突击审计报告”（在柳建国提交疑问草稿后不到两周启动的）。报告结论赫然写着：发现采购部副主管柳建国，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在另一起小额配件采购中（金额仅三十余万），伪造单据，虚报价格，涉嫌挪用公款，证据“确凿”。
“调虎离山，移花接木。”刘冰啐了一口，“用一笔小钱，坐实一个容易查的‘罪名’，把水搅浑，把注意力从四千万的大案子上引开，顺便把发现问题的柳建国干掉。”
接下来的文件是人事命令和警方立案通知书。柳建国被立即开除，集团报警。警方介入调查那三十万的“挪用公款”案，证据对柳建国极为不利。媒体收到了“匿名爆料”，开始报道“国企员工监守自盗”。一夜之间，柳建国从兢兢业业的老员工，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蛀虫”。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柳征收集了当时所有能找到的新闻报道，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国企反腐又一成果”等标题下，用红笔画了巨大的叉。
然后，是柳建国跳楼前一天，留在办公桌上的那份手写遗书的清晰照片。只有一行力透纸背、笔画颤抖的字：
我没拿钱。
照片旁边，是柳征用同样颤抖的笔迹（与他平时工整的字迹截然不同）写下的话：“他们来家里‘搜查’，拿走了父亲的所有工作笔记和电脑。母亲想去集团讨说法，被保安推搡出来，摔伤了膝盖。父亲在楼顶，他们（周永康、王磊、张明远）在顶楼餐厅开‘庆功宴’，餐厅服务员证实，他们喝了很多酒，笑声很大。”
最后一份文件，是柳征对“锐进计划”的深入调查。所谓的“锐进计划”，是在那笔四千万采购案（以及后续几笔类似操作）发生大约一年后，由已升任副总经理的周永康牵头，王磊、张明远具体推动的“优化重组”方案。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裁撤落后产能，优化资源配置”，实际结果是整条精密仪器生产线被关闭，三百多名工人被“买断工龄”或直接裁员。官方理由是“设备老化，技术落后，连年亏损”。
但柳征找到了该生产线被关闭前一年的财务报表（来源可疑），显示该生产线在完成了几笔“设备升级”（即那几笔有问题的采购）后，产能和良品率曾有短期提升，但随后因“核心部件故障率高”、“维护成本激增”而迅速恶化。柳征的批注是：“用高价买来的、可能根本不存在或劣质的‘核心部件’，人为制造生产线的‘技术故障’和‘财务亏损’，为裁撤生产线、同时掩盖之前采购资金流向制造合理借口。一石二鸟。被裁的员工，成了他们贪腐和决策失误的牺牲品。”
三百个家庭的破碎，源头或许就在那几份虚假的合同里。
所有的线索、证据、推断，被柳征用图表、时间线、人物关系图清晰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份逻辑严密、指向明确的“指控书”。然而，这份“指控书”里的许多关键证据，来源经不起法律推敲（黑客、匿名信、内部泄露），无法作为呈堂证供。更重要的是，当年那起三十万的“挪用公款”案，在司法程序上已经“盖棺定论”，柳建国是“罪犯”。而四千万的采购案和“锐进计划”，在官方记录里，是正常的商业决策和重组行为。
“所以，柳征知道，通过正常渠道，他永远无法为他父亲翻案，也无法让那三个人受到法律制裁。”吕凯放下手中一份泛黄的新闻报道复印件，声音低沉，“他父亲发现的真相，被他们用权力、关系和更小的罪名掩盖了。他母亲的申诉，被当成疯子的呓语。当年的工友和媒体，要么不知情，要么被收买，要么选择了沉默。他面对的，是一堵密不透风的、由谎言、权势和既成事实筑成的高墙。”
“所以他就自己动手，当了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刘冰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几页纸飘了起来，他双眼通红，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别的什么，“他妈的这叫什么世道！好人被逼跳楼，混蛋升官发财，儿子想报仇，只能把自己也变成杀人犯！”
赵永南默默地将所有文件重新归类，放入证物袋。他的表情也很复杂。作为技术员，他习惯用数据和逻辑看待问题。柳征收集的这些材料，其内在逻辑链是清晰且有说服力的，它描绘了一个精心策划的贪腐、构陷、灭口、并让数百人沦为牺牲品的黑暗故事。然而，从法律程序上讲，柳征为父“复仇”的行为，是毋庸置疑的严重犯罪。
“这些材料，”吕凯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虽然不能直接用作给周永康他们定罪的证据，但足够让我们重新审视当年的案子，也有足够的份量促使纪委和经侦部门对宏远集团，特别是那几个人，启动新的调查。柳征用最极端的方式，把这潭死水搅动了。”
“可那又怎么样？”刘冰的声音带着一种无力的嘶哑，“柳征他爸能活过来吗？他妈能不死吗？那三百个丢了工作的人，能找回他们的人生吗？柳征自己，还不是得挨枪子儿？”
吕凯没有回答。他看着桌上柳建国遗书照片上那行“我没拿钱”，又想起柳征在审讯室里平静叙述“清理冗余代码”时的样子。父亲的冤屈，是点燃柳征内心那团冰冷复仇之火的火种。但这火种燃烧了十年，最终吞噬的，不仅是仇人，还有他自己残存的人性，甚至可能包括他母亲的生命。
一个悲剧，催生了另一个更大的悲剧。而制造最初悲剧的人，却一度在阳光下享受着财富和地位。
真相被挖掘出来了，但它带来的，不是昭雪的畅快，而是更深的窒息感和无力感。法律抓住了杀人的柳征，但制造了柳征的那个“系统”，那些盘踞在系统中的“恶性冗余代码”，似乎依然在暗处沉默运行。
“把这些材料，连同我们的情况说明，一起整理好，形成专题报告。”吕凯最终说道，声音疲惫但坚定，“上报局领导，同时抄送市纪委和经侦支队。这是我们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
至于柳征，他选择了用罪恶来对抗罪恶，用私刑来挑战不公。他的路，从第一步起，就注定通往深渊。而他父亲的冤屈，也注定无法用这种方式真正洗刷，只会增添另一重更沉重的、关于人性与复仇的悲剧色彩。
物证室的灯光惨白。那些沉默的纸张和硬盘，记载着一段被掩盖的往事，一个家庭的破碎，一个青年的扭曲，以及三条被终结的、同样并不无辜的生命。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罪恶、复仇与代价的，冰冷而残酷的闭环。
而在这个闭环之外，那些更庞大、更系统的阴影，依然在城市的霓虹下，静静蛰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