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余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张景抵达了c国首都国际机场。现代化的机场设施、迥异的面孔、充斥耳边的陌生语言，瞬间将他带入一个全新的环境。
大使馆文化处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出口，热情地将他接上车，送往下榻的酒店。
沿途，异国风情扑面而来——古典与现代交织的建筑，匆匆行走衣着考究的路人，一切都与国内氛围大不相同。
“张医生，一路辛苦了。”工作人员小李在车上向他简要介绍情况，“格伦先生方面对您的到来非常重视，安排了明天上午在其私人庄园进行首次诊疗。届时他的私人医生团队也会在场。这是正常的程序，请您不必紧张。”
小李顿了顿，语气稍显谨慎：“不过，根据以往经验，西方的主流医学界对中医往往抱有…嗯…一定的疑虑。对方的医疗团队可能会提出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甚至质疑。请您有所准备。”
张景点点头，表示理解。这种反应在他意料之中。
第二天上午，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将张景接往位于市郊的格伦庄园。庄园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安保森严。
在宽敞明亮、装饰着古典油画的会客厅里，张景第一次见到了格伦先生。他是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憔悴但依旧保持着威严仪态的老者，眉宇间因长期病痛而带着深深的刻痕。
他的身旁，站着两位穿着白大褂、表情严肃的医生——他的私人医疗顾问，布朗博士和助手。
简单的寒暄通过大使馆聘请的专业翻译进行。格伦先生的态度礼貌但略显疏离，更多的是出于教养而非真正的信任。他的目光中带着审视，以及一丝被病痛折磨太久后的疲惫与怀疑。
布朗博士则直接得多，几乎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用英语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语速很快，通过翻译转达：
“张医生，感谢你的到来。在我们开始任何‘治疗’之前，我需要了解：你计划采用的治疗方案的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
你使用的草药成分是什么？有哪些已发表的、经过同行评审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证明其对该病症有效？
针灸镇痛的神经生理学原理是什么？如何确保用药的安全性？是否存在肝毒性或肾毒性风险？……”
问题尖锐而密集，充满了西医的思维模式和对于“证据”的执着。
张景耐心地听着翻译，心中平静。他示意龙云帮他准备的资料袋，从中取出几份关键文件。
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尝试用对方能理解的方式沟通：“布朗博士，感谢您的提问。中医和西医源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哲学基础，如同两条不同的河流，最终都汇入治愈疾病的海洋。
中医更侧重于调整人体整体的失衡状态，而非直接对抗某个具体靶点。”
他通过翻译，尽量清晰地解释：“比如格伦先生的头痛，在中医看来，可能与‘头部经络气血不通’、‘肝火上升’或‘体内瘀血’有关。
我们的治疗，是通过草药和针灸，来‘疏通经络’、‘清泻肝火’、‘化解瘀血’，从而恢复身体的平衡，疼痛自然缓解。”
他递上龙云精心准备的资料：“这是关于我所使用的主要草药化学成分、药理研究以及安全数据的摘要，均引自国际认可的学术期刊和药典。
关于针灸，这些文献综述显示了其对疼痛调节、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和神经递质释放的影响。”
布朗博士接过资料，快速翻阅着，眉头依然紧锁。他能看懂那些化学分子式和统计数据，但无法理解背后“经络”、“气血”、“肝火”的逻辑。在他看来，这更像是某种“经验医学”或“替代疗法”，而非“科学”。
“经验数据固然有趣，”布朗博士放下资料，语气依旧保留，“但缺乏直接针对该病例的、设计严谨的证据。我们如何量化你所说的‘气血不通’？如何监测‘肝火’是否下降？这些概念太过模糊。”
翻译尽力准确地传达着这种文化和认知上的隔阂。
张景感到一种无形的壁垒。他可以用英语说出“ridian”（经络）、“qi and blood”（气血）这些词，但要让对方真正理解其内涵，却难上加难。
接下来的诊脉环节，更是凸显了这种差异。
张景示意格伦先生伸出手。布朗博士和他的助手好奇地围观着，仿佛在观察一种古老的仪式。
当张景的手指搭上格伦先生的手腕，闭目凝神感受那细微的搏动时，布朗博士忍不住低声对助手说（以为张景听不懂）：
“看，这就是我最无法理解的部分。仅凭手指感知腕部桡动脉的搏动，如何能判断远在头部的疾病？这缺乏解剖学基础。”
助手也耸耸肩：“也许是一种 pcebo effect（安慰剂效应）的启动仪式？”
他们的低语被翻译小声告知了张景。张景心中苦笑，但面色不变。他知道，脉诊的精微之处，非亲身实践难以体会，此刻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
诊脉完毕，又看了舌象（舌质暗紫，苔薄黄腻），张景心中的辨证更加清晰：瘀血阻络为主，兼有肝郁化火。
但他开口解释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无法直接说“您这是瘀血阻络”，翻译只能勉强译成“there is stasis of blood blockg the channels”，这听起来在布朗博士耳中既怪异又难以证实。
张景尝试用比喻：“就像一条河流，某些地方被淤泥堵塞了，水流不畅，上游压力就会增大。我们需要疏通河道。”这个比喻让格伦先生似乎若有所思，但布朗博士依然摇头，认为这缺乏生物学证据。
首次诊疗，就在这种略显尴尬和相互试探的氛围中结束了。张景开了五剂中药（药材由大使馆协助从当地合格的中药店配取），并进行了第一次针灸治疗，选取了风池、太阳、率谷、合谷、太冲等穴位。
治疗过程中，格伦先生表示针灸后头部有轻松感，但效果能持续多久，无人知晓。
离开庄园时，张景的心情有些沉重。他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鸿沟和信任壁垒。对方的期望是立刻、显效的“神奇疗法”，而中医起效往往需要一个过程，且其理论体系难以用现代科学语言完美诠释。
“张医生，情况如何？”回去的车上，小李关切地问。
“病能治，但心难通。”张景缓缓道，“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也需要更好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更是思维方式和文化上的翻译。”
他意识到，让世界了解中医，绝不仅仅是开出有效的药方那么简单。它需要桥梁，需要那些既深谙中医精髓，又通晓现代科学语言和国际规则的人才。
这次出诊，无论最终疗效如何，其过程本身，已经深刻地揭示了中医走向世界所必须面对和克服的核心挑战。
回到酒店，张景没有休息，而是拿出笔记本，详细记录了今天的诊疗经过、对方的质疑以及自己的思考。
他知道，真正的治疗刚刚开始，而更大的战场，在于如何赢得理解和信任。这不仅关乎格伦先生的头痛，更关乎中医药在全球视野下的未来。
窗外，异国的夜幕缓缓降临。张景的目光却越发清澈坚定。
这条跨文化传播之路，纵然艰难，也必须有人走下去。而他，已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