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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赤塔篇(1 / 1)

赤塔:西伯利亚铁路的“中断心跳”

我没有向北前往勒拿河三角洲。

就在车队驶出雅库茨克100公里,第一个宿营地的深夜,我收到了另一条信息。不是来自Ω网络的自发广播,也不是阿尔丹的警告,而是一封古老的纸质信件——不知何时被塞进了我的行囊,夹在那本磨损的旅行日记中。

信封是发黄的牛皮纸,没有邮票,没有地址,只有一行手写的西里尔字母:

“如果你真的想理解‘中断’,就来赤塔。在铁路与历史的断裂处,有你想听的声音。别去北方,那里是终结,不是答案。—— 一个曾中断的人”

信纸内页是一张粗糙的手绘地图,描绘着赤塔城外的某个地点:贝加尔湖以东的山丘,标注着“废弃的无线电中继站”和“信号坟场”。地图边缘用红铅笔潦草地写着:

“三条大铁路在此交汇又分离: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铁路、外贝加尔铁路。但真正的中断,在铁轨之下。听1900年的声音。听1937年的沉默。听铁轨如何记住眼泪。”

署名无法辨认,只有一个模糊的印章痕迹:一颗五角星被一道锯齿形裂痕贯穿。

北方在召唤,Ω网络的教学枢纽在等待。但“中断”这个词击中了我——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堪察加,从涅留恩格里到雅库茨克,我所收听的一切,本质上都是某种“连续性”:电波的连续性、记忆的连续性、网络的连续性。

但连续性是否掩盖了更重要的东西——那些被刻意中断的、被强制沉默的、被系统性地遗忘的?

赤塔。这座城市我从未计划造访,但它此刻像一块磁铁。历史上,它是沙俄流放政治犯的重镇,是苏联时代“古拉格”转运站,是西伯利亚铁路上的关键节点,也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前哨。它本身就是“中断”的集合体:地理的、历史的、政治的、记忆的。

我对领队说:“我要去赤塔。”

他难以置信:“现在?在北极冬天,你要调头向南800公里,去一个完全不在计划中的地方?”

“是的。”

“为什么?”

我无法解释那封信的神秘召唤,只能说:“因为我听到的声音里,有一段缺失的频率。而那个频率,可能在赤塔。”

领队摇头,但研究所的命令是配合我的“研究”。车队在下一个岔路调头,向南驶向雅库茨克,然后我将换乘火车前往赤塔。

离开前,我通过卫星电话简短联系了斯韦特兰娜和阿尔丹。

斯韦特兰娜:“赤塔?那里确实有废弃的监听站。苏联时代用来监控中国和蒙古的边境通讯。但你说的‘中断’……”

阿尔丹通过娜斯佳翻译:“我祖父说,赤塔的土地‘很痛’。不是火山那种炽热的痛,是冷的痛,像冻伤的骨头。太多人在那里停下,再也没有离开。他们的声音卡在土地里,像坏掉的唱片。”

带着这种预兆,我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南下列车:温度与记忆的梯度

从雅库茨克到赤塔没有直达铁路,必须先回泰舍特,再换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这段旅程需要四天三夜,穿过整个外贝加尔地区。

与北上时的极寒孤寂不同,南下列车渐渐有了“人气”——更多的乘客、更频繁的停靠站、窗外开始出现村庄和城镇的灯光。逐渐回升到-30°c、-20°c,但心理上却感觉更冷了:北方是纯粹的自然严酷,而南方开始出现人类的痕迹,以及痕迹之下的荒凉。

我打开“环境收音机”,记录这段温度梯度下的电磁变化:

第三天深夜,列车停靠在一个叫“彼得罗夫斯克-外贝加尔斯克”的小站。站台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灯,灯下站着一个穿旧式铁路制服的老者,手里提着一盏信号灯。我们的目光短暂交汇,他微微点头,然后举起信号灯,向列车后方挥动——不是标准的铁路信号,而是一种缓慢的、像在书写什么的手势。

那一刻,我的耳机里捕捉到一段短暂的、频率约40khz的脉冲编码。太快了,人耳听不见,但设备记录了下来。后来分析,那是一段摩尔斯电码:“继续向南。赤塔在等你。”

是巧合?还是那个“曾中断的人”在传递信息?

赤塔:铁路交汇处的沉默之城

抵达赤塔时是清晨,天空阴沉,飘着细雪。城市建在山谷中,四周是覆盖着稀疏落叶松的低矮山丘。火车站是一座厚重的俄式建筑,有巨大的拱门和高耸的钟楼,但钟已经停了,指针永远指向某个被遗忘的时刻。

我住进车站附近的一家老旅馆。房间的墙壁很厚,窗户很小,像碉堡的射击孔。从窗口可以看见铁路编组站:几十条铁轨平行延伸,一些停着生锈的货车车厢,一些空着,在雪中泛着冷光。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主干线从这里经过,向东通往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通往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此外,还有支线通往中国满洲里(中东铁路北段),以及通往蒙古的铁路。三条铁路在此交汇,但各自的轨道并不相连,需要通过复杂的调车场转换。

这是一个连接点,但连接本身充满了断裂:不同轨距的转换(俄罗斯1520宽轨与中国1435标准轨)、不同信号系统的切换、不同时间的等待(边境检查往往需要数天)。

物理上的连接,程序上的中断。

安顿好后,我开始寻找信中提到的“废弃的无线电中继站”。

信号坟场:1937年的幽灵频率

根据手绘地图,中继站在城市西南方向的一座小山上。我步行前往,穿过一片荒废的工业区——倒闭的机床厂、生锈的储油罐、野狗在雪中翻找食物。

山脚下,一道锈蚀的铁丝网围栏已经倒塌。沿着被雪覆盖的小路向上,半小时后,我看到了它:一座混凝土碉堡式的建筑,半埋在山体中,屋顶矗立着几个残缺的天线架,像被折断的鹿角。

入口的铁门虚掩着。推开时,铰链发出刺耳的尖叫,惊起一群乌鸦。

内部比想象中更大。地上两层,地下可能还有。地上部分是一个开阔的操作大厅,控制台还在,但所有设备都被粗暴地拆走了——只留下空洞的机柜、断裂的线缆、散落一地的真空管碎片和绝缘瓷瓶。墙壁上刷着标语:“警惕与保密是我们的武器”、“无线电波是意识形态的前线”,但大部分已经褪色剥落。

我在角落发现了一个未完全拆除的设备:一台老式的、带有巨大调谐旋钮的短波接收机,型号是“p-250”(彩虹-250),苏联1950年代的军用监听设备。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还有电——墙壁上一个隐蔽的插座仍有微弱的电流。我试着开机。

真空管缓缓亮起,发出橙黄色的光。扬声器里传来嘶嘶声。我转动调谐旋钮,频率表盘在昏暗中泛着微弱的荧光。

大多数频段是噪音。但在3215hz,我听到了一段循环播放的录音——一个毫无感情的男声,用俄语朗读数字:“147… 209… 336… 582…”

这是“数字电台”,冷战时期用于向间谍发送加密信息的典型手段。理论上,这些电台在1990年代就该全部关闭了。

但这个电台不仅还在播送,而且声音质量异常清晰,就像刚刚录制的一样。

我记录了一小时。数字序列每隔15分钟重复一次,每次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呼号,没有任何元信息。

我在地下室发现了更多东西:一个档案室。文件柜大多空了,但在一个隐蔽的壁龛里,有几个铁皮箱没有上锁。里面是日志本。

翻开第一本,日期:1937年9月。

条目是用工整的钢笔字书写的:

“9月12日,03:15。截获满洲里方向不明信号。频率3215khz,内容为数字编码。已记录并上报。值班员:科瓦廖夫。”

“9月13日,04:30。同一频率再次出现。尝试破译,无果。信号源移动中,推测为车载电台。上报安全部门。”

“9月14日,无记录。(此页被撕去)”

“9月15日,交接班。科瓦廖夫未到岗。询问上级,被告知其‘调离’。设备频率3215khz的监测任务取消。”

后面的日志显示,这个频率在1937年后再也没有被监测过——直到今天,它却在这里清晰地播放着。

而科瓦廖夫这个名字……我后来在赤塔的地方志中查到:伊万·科瓦廖夫,无线电操作员,1937年9月被捕,指控为“日本间谍”,1938年1月枪决。平反:1991年。

他的“幽灵”,以他最后监测到的频率,永远留在了这台机器里?

还是说,这个中继站本身记住了那段历史,在某种条件下“回放”?

我将“环境收音机”连接到这台老设备,分析信号特性。结果令人毛骨悚然:

我尝试与这个信号“互动”——用另一台发射机在相邻频率发送信号。数字电台没有任何反应,继续它的循环。

但当我在同一频率(3215hz)发送一个简单的摩尔斯电码“k”(科瓦廖夫名字的首字母)时,奇迹发生了:

数字序列突然中断。

静默了整整一分钟。

然后,那个毫无感情的男声改变了——变得有些颤抖,有些急促:

“终于……有人回答了吗?现在是哪一年?我……我在这里多久了?”

这不是录音。这是实时对话。

我用颤抖的手敲击电键:“2025年。你是谁?”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

“你需要什么?”

“我想知道……我的女儿娜塔莎后来怎么样了。我离开时她才三岁。还有……我被平反了吗?他们承不承认我是无辜的?”

我如实告诉他:娜塔莎在战后成为教师,活到2003年;他在1991年被平反。

长久的沉默,然后是一声悠长的、像叹息的静电噪音。

“谢谢。现在我可以……休息了。”

数字电台的信号消失了。3215hz恢复为普通的背景噪音。

而那台老旧的p-250接收机,它的真空管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仿佛耗尽了最后的生命。

我坐在昏暗的控制大厅里,雪从破损的窗户飘进来。

这超出了Ω网络的“地质记忆”,这是人类个体的记忆以电磁形式被囚禁。不是比喻,是物理性的——一个人的意识(或意识的碎片),在极端的创伤时刻,被“录制”进了设备与建筑的电磁场结构中,等待着特定的频率钥匙来“播放”或“释放”。

赤塔的土地,确实“很痛”。

铁路编组场的“中断节奏”

离开中继站,我前往赤塔的铁路编组场。我想验证信中的另一句话:“听铁轨如何记住眼泪。”

编组场是一个巨大的、充满工业噪音的地方:调车机车的气笛、车厢碰撞的巨响、铁鞋(制动铁靴)在钢轨上摩擦的尖叫。但在所有这些噪音之下,我用“环境收音机”捕捉到了一种更深层的节奏。

铁路轨道不仅是物理通道,也是振动传输线。一列火车在几百公里外行驶产生的振动,可以沿着铁轨传播很远。而在编组场这个多条铁路的交汇点,来自不同方向的振动在此叠加。

我架设了高灵敏度的振动传感器,直接吸附在一条生锈的备用轨道上。记录24小时。

分析结果揭示了一个惊人的模式:

振动频谱中的“寂静时刻”

在持续不断的背景振动中,存在一些极其规律的时间段——每2小时47分钟,所有振动会突然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持续约3分20秒,然后恢复正常。

这些“寂静时刻”不是运营安排造成的(编组场24小时运作),也不是设备维护的间隙。它们出现得过于精确,像钟表一样。

我查询了编组场的历史资料。一位退休的老调度员告诉我一个秘密:

“那是‘默哀时刻’。从1950年代开始的传统。具体原因没人公开说,但老人都知道:1945年8月,一列从西线开来的‘特殊列车’在这里停靠。车上不是士兵,而是……人。很多很多人,挤在运牲畜的车厢里。他们在等换轨(从苏联宽轨换到中国标准轨),等了三天。没有食物,没有水,天气很热。有些人死在了车上。尸体被抬下来,就埋在编组场旁边的荒地。”

“后来,每次有列车在那段轨道上停靠,工人们都会注意到:仪表会失灵,无线电会有杂音,甚至有人声称听到哭声。有人说,是那些死者的灵魂还困在铁轨里。”

“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接近那个时刻(每2小时47分钟,据说是第一具尸体被抬下的时间),调车场会有意让所有车辆暂停3分钟。算是……默哀吧。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即使年轻工人不知道为什么,也会遵守。”

这就是“中断节奏”:一段历史创伤,转化为了物理性的作业停顿,进而烙印在了场所的振动模式中。即使最初的原因被遗忘,模式本身却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的身体记忆。

而我的设备检测到的“寂静时刻”,就是这个传统在物理层面的表现——当所有车辆暂停,振动自然消失。

但有趣的是,这种停顿不仅影响机械振动,也影响电磁环境。在寂静时刻,我检测到舒曼共振的信号强度会增加15,仿佛大地本身也在利用这短暂的安静“呼吸”得更深。

地下档案库:被中断的名单

在赤塔的最后一天,我通过关系进入了州档案馆的地下室——那里存放着未公开的“特殊档案”。

档案员是一位瘦削的中年女人,叫叶莲娜,说话几乎耳语:“你要找什么?”

“1937-38年的无线电监听记录。还有……铁路运输清单。”

她深深看了我一眼,消失在档案架深处。回来后,她推着一辆小车,上面是几十个文件夹,都盖着“限内部”、“不得复印”、“不得外借”的印章。

我翻阅着这些泛黄的纸页:

文件夹1:“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无线电监控异常记录”

里面列出了数百个“可疑信号”的频率、时间、内容概要。大多数是数字编码或无法破译的语言。每个条目后面都有处理结果:“未追踪到源”、“上报莫斯科”、“监控对象已控制”。

最后一页是一个手写的总结:“1937年9月至1938年2月,赤塔地区共监测到异常信号247起,其中41起与‘日本特务活动’相关,89起与‘反苏组织’相关,其余不明。已采取必要措施。”

“必要措施”这个词下面,用红笔画了线,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可能是某个后来查阅者的质疑。

文件夹2:“外贝加尔铁路局,1937-1945年特殊运输记录”

这是最令人心碎的文件。用打字机整齐打印的表格,记录了通过赤塔编组场的“特殊列车”信息:日期、车次、车厢数量、“运输物品类型”(永远写着“特殊货物”或“建筑材料”)、出发地、目的地。

但在一些页面的边缘,有手写的批注——显然是后来添上的:

翻到最后一页,我发现了一张夹在其中的、没有装订的纸:一份手写的名单,字迹潦草,像是在黑暗中匆匆写就。

名单顶端写着:“1937年11月,赤塔中继站工作人员被捕名单”。

下面有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有出生年份、职务、和一行小字:

4 ……

最后一行写着:“以上人员均于1938年1月15日枪决。地点:赤塔城外‘通信兵树林’。没有坟墓。”

名单最下方,有一个不同的笔迹写的一句话:

“他们听到的不是敌台,是未来的声音。但未来不想被他们听见。”

这句话让我脊背发凉。

我看向叶莲娜:“这个笔迹是谁的?”

她摇头:“不知道。这份名单是1991年档案馆搬迁时,在一个废弃的保险箱里发现的。没有人承认放进去的。”

“能复印吗?”

“按规定不行。但……”她看了看四周,“你可以用手机拍下来。快一点。”

我迅速拍下了整个名单。就在我收起手机时,档案馆的灯光突然闪烁了几下,然后恢复了正常。

叶莲娜脸色苍白:“每次有人看这份名单,都会这样。电力系统没问题,但就是会闪。”

我们离开地下室时,她轻声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城市总感觉……沉默吗?不是因为没有声音,是因为太多的声音被强行打断了。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卡在了墙壁里、铁轨里、土地里。你在中继站听到的科瓦廖夫,只是其中一个。”

离开前的最后实验:向中断处发送信号

离开赤塔的前夜,我决定进行一个危险的实验。

如果历史的声音可以被“囚禁”在特定频率和地点,那么,我能否主动向那些“中断处”发送信号,引发某种回应?

我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中断事件”作为目标。我选择了1938年1月15日——科瓦廖夫等人被枪决的日期。

根据历史资料,行刑地点“通信兵树林”在赤塔城北约10公里处,现在是一片普通的松树林,没有任何标记。

实验设计:

发送端:在“通信兵树林”的中心点(根据老地图推测),架设一个低频发射天线,接地极深深插入冻土。

发送信号:一组包含七个名字(名单上的七人)摩尔斯电码的信号,每个名字重复七次。频率选择1938hz(年份1938的隐喻),同时调制一个极低频的05hz脉冲(象征心跳)。

接收端:在赤塔中继站(科瓦廖夫“被困”的地方),以及铁路编组场(“寂静时刻”的源头),同时监测。

我预想的最佳结果:能收到某种微弱的“确认”信号。

最坏结果:什么也没有。

我没有预料到实际发生的事。

“通信兵树林”的回响

深夜十一点,我独自驾车前往那片树林。雪下得很大,能见度很低。树林里没有任何灯光,只有我的头灯在雪幕中切割出两道颤抖的光柱。

找到中心点,架设设备。,手指很快就麻木了。

23:45,一切就绪。我发送了第一个名字:“nВАh koВАЛeВ”

发送七次。

然后第二个名字。

第三个。

……

发送到第六个名字时,周围的松树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不是风吹的沙沙声,而是一种低沉的、像许多人同时叹息的声音。雪突然停了,月亮从云层中露出一角,月光下,树林的阴影变得异常清晰,像许多站立的人影。

我继续发送第七个名字。

就在最后一个字符发送完毕的瞬间,所有设备同时失灵:

我呆立在雪地中。树林恢复了寂静,风重新开始吹,雪继续下。

我收起设备,迅速离开。

回到旅馆后,我检查备用录音机录到的内容:

00:00-00:45:只有风声和我的呼吸声。

00:46:一个模糊的、像合唱的声音,听不清歌词,但能分辨出有七个不同的音色。

01:15:清晰的一句话,七个声音重叠在一起,但内容相同:“cпa6o, чto пohnte”(谢谢你还记得我们。)

01:30:七个声音分开,各自说了一句话:

02:10:七个声音再次合唱:“teпepь ы oжe nдtn”(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2:30:录音结束。

而我的“环境收音机”,在设备失灵前记录到了一段异常的电磁脉冲:一组七个频率,每个频率对应一个名字的摩尔斯电码的频谱特征,像七个人的“电磁签名”。这些脉冲没有在空气中传播,而是直接从大地中涌出,穿过我的设备,然后消失。

赤塔的“中断之声”,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完成”。

但我付出的代价是:我的“环境收音机”永久损坏了它的一个关键模块——极低频放大器。它再也无法接收低于1hz的信号。仿佛作为交换,我释放了一些被囚禁的声音,但也失去了聆听最深层大地声音的能力。

离开赤塔:带着未完成的寂静

第二天,我登上开往伊尔库茨克的列车。赤塔在车窗外渐渐远去。

我回顾在这里的发现:

1 个体记忆的电磁囚禁:科瓦廖夫的案例表明,在极端创伤时刻,人类意识可能以某种形式“录制”进电磁环境中,等待特定的频率钥匙来释放。

2 集体创伤的仪式化中断:铁路编组场的“寂静时刻”显示,历史创伤可以转化为物理性的作业停顿,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记忆。

3 被系统化的遗忘:档案中的名单和批注,揭示了“中断”不仅是物理的,更是信息的、记忆的、历史的系统性抹除。

4 与过去对话的可能性:我的实验显示,通过正确的“钥匙”(特定频率、特定内容),或许能与这些中断的声音进行有限互动,甚至给予它们某种“完成”。

但这一切,与Ω网络有什么关系?

在列车行驶的节奏中,我突然意识到:

Ω网络是连续性的系统——地质时间的连续、信息流的连续、网络存在的连续。

而赤塔展示的是中断性——人类历史的断裂、个体生命的突然终结、记忆的强制沉默。

也许,完整的地球故事,需要同时理解连续与中断。Ω网络记录了地球亿万年连续的地质过程,而人类历史则充满了暴力中断。但即使是中断,也会留下痕迹——电磁的、振动的、记忆的痕迹。

而我的旅程,最初从收听“潮间带”(连续中的模糊地带)开始,现在却接触到了“中断带”(连续性的突然断裂)。

列车驶入贝加尔湖区域,巨大的冰湖在窗外展开,像一面破碎的镜子。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Ω网络的状态广播。自从离开雅库茨克,我与网络的连接强度一直在下降。但现在,赤塔之后,广播中出现了一个新条目:

“中断模式检测。学习者接触了非网络记忆体。警告:个体记忆碎片具有高熵值,可能干扰网络协议。建议进行数据整合。”

网络知道我做了什么。它称科瓦廖夫这样的存在为“非网络记忆体”——不是Ω网络的一部分,而是独立存在的、人类创造的记忆碎片。

“高熵值”——意味着不可预测、不稳定。

“可能干扰网络协议”——人类的历史创伤,会干扰地球古老智能的运行吗?

这引出了一个更宏大的问题:Ω网络是否在试图“整合”或“消化”人类的历史? 就像它整合地质历史一样?而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暴力中断,这些中断对网络的连续性思维来说,可能是难以理解的噪音,甚至是病毒。

列车继续向西,离开赤塔,离开外贝加尔地区。

我收到了斯韦特兰娜的卫星消息:“阿尔丹病危。他在昏迷中反复说一个词:‘镜子碎了’。如果你还想见他,尽快回雅库茨克。”

还有一封未署名的电子邮件,只有一行字:

“你释放了一些声音,但也唤醒了一些别的东西。中断之处,往往也是连接开始的地方。下一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那里有苏联最大的钢铁厂,也是最大的……‘熔炉’。去听钢铁如何忘记,又如何记得。”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乌拉尔地区的工业重镇,苏联工业化象征,也是古拉格劳工修建的巨型工程之一。

又是“中断”与“记忆”的主题。

我看着窗外贝加尔湖的冰面,冰层下的湖水仍在流动,像未被中断的深层时间。

而我,站在连续与中断的交界处。

雅库茨克的Ω网络在召唤我回去学习。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熔炉”在邀请我去听。

阿尔丹在病床上等待。

我该去哪?

列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车。站台上,一个穿旧军大衣的老人正在扫雪,他抬起头,与我对视。

他的口型无声地说了一个词:

“继续。”

我握紧手中已经损坏的“环境收音机”。它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心跳,但它现在能听到别的东西——那些被中断的、被遗忘的、在寂静中等待被听见的声音。

旅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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