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元旦刚过，重庆的雾比往年更浓。
这座被称作【陪都】的山城，整日笼罩在湿漉漉的灰白之中。
嘉陵江的水位落了下去，露出嶙峋的黑石，像极了这个国家此刻瘦骨嶙峋的脊梁。
位于市中心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前，排起了长队。
这不是为了买米，而是为了买一张纸。
报童挥舞着手里墨迹未干的报纸，那稚嫩的嗓音穿透了雾气，在湿冷的石板路上回荡，听得人心惊肉跳：
“看一看啦！看一看！河南大灾无人问，冀中冻土埋忠骨！八路军三官庙收留千名流民，喝苦盐水抗战啦！”
这一声吆喝，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这座灯红酒绿与饿殍遍野并存的城市脸上。
……
重庆，嘉陵宾馆。
这里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聚集的地方，暖气烧得很足，咖啡的香气掩盖了窗外码头苦力的汗味。
著名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正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新华日报》。
他的桌上还放着一份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面头版头条印着的是……
【委员长发表元旦告书，痛陈抗战建国之大业】。
白修德的目光在两份报纸间游移，最后死死地钉在了《新华日报》那篇社论上。
标题是八个黑体大字：《苦撑待变，民心为本》。
文章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冰冷的数据和那个发生在遥远北方的故事：冻土、地道、一千二百四十三名流民、一碗稀得照见人影的盐水粥，还有那首在地底下唱响的《长城谣》。
“不可思议……”
白修德喃喃自语，摘下眼镜擦了擦。
他刚从河南灾区的边缘采访回来，亲眼见过那里的人间炼狱。
看到的是军队扣押军粮，是官员倒卖赈灾款，是狗在吃路边的死尸。
他试图向重庆方面报道这些，却被层层审查扣下。
而现在，在沦陷区的腹地，在那个被日本人封锁得连一只鸟都飞不进去的冀中平原，竟然有人在做着政府该做却没做的事。
“这就是那个陈墨？”
白修德掏出笔记本，在上面重重地写下了这个名字。
“harry，”他叫住了路过的服务生，“帮我订一张去西安的机票。我要想办法深入河南，去北方。我不信那个【冻土计划】能封住所有的真相。如果那个叫陈墨的人能在地底下建一座城，我就有义务把他的故事写给全世界看。”
他将那份《新华日报》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那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在这个冬天感受到的唯一温度。
……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昆明的冬天虽然没有北方冷，但那种湿冷也是透骨的。
在一间简陋的茶馆里，几张破旧的方桌拼在一起。
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手里捧着那张传阅得已经起了毛边的报纸。
他的头发有些乱，胡须也许久未修剪，那是文人的穷酸，也是文人的傲骨。
周围围满了学生，还有同样衣衫褴褛的教授朱自清。
“读！”闻一多把烟斗猛地磕在桌子上，火星四溅，“再读一遍那一段！”
一个年轻的学生红着眼眶，声音哽咽地念道。
“……在三官庙的地道深处，没有粮食，他们就熬盐碱土；没有棉衣，他们就穿死人的血衣。那位曾在风月场的女子，教流民唱起万里长城万里长，那一刻，地道里的哭声止了，只剩下复仇的火种……”
“好！好一个复仇的火种！”
闻一多霍地站起来，因为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
“我们在后方，拿着那点可怜的法币，买不起米，买不起炭，整天还在为了几个学术名词争得面红耳赤。可你们看看北方！看看那些没读过书的大兵和百姓！”
他指着报纸，手指在发抖。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句话说得太透了！什么叫脊梁？这就叫脊梁！”
朱自清推了推眼镜，轻声叹息：“水旱蝗汤，河南之殇。没想到最后给这伤口上撒药的，竟是深陷重围的八路军。孟实兄，这文章里的陈教员，我看是有大智慧的墨者。”
闻一多拿起刻刀，这是他为了生计给人刻图章的工具。
他抓起一块石料，那是本来要刻给一个商人的闲章，但他现在不想刻了。
刀锋落下，石屑纷飞。
他在石头上刻下了四个字：唯有民心。
“这张报纸，不要扔。”
闻一多把报纸压在茶杯底下。
“贴在联大的告示栏上。让那些整天只知道跳舞搞派对的少爷小姐们看看，什么叫中国，什么叫血性。”
上海，法租界。
这里是孤岛。
虽然也被日本人占领了，但表面上维持着一种病态的繁荣。
梅花别墅内，炉火烧得正旺。
一代名伶梅兰芳先生，正坐在书房里练字。
自从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他蓄须明志，罢歌罢舞，已经很久没有登台了。
管家悄悄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从特殊渠道弄进来的油印小报。
“先生，您听听这个。”管家低声说。
“北边传来的消息。说是有位曾经也是行里的角儿，叫柳如丝的，在八路军的地道里，给快饿死的难民唱了一出《长城谣》。”
梅兰芳的手悬在半空，笔尖的一滴墨落下，在宣纸上晕染开来，像是一朵黑色的泪花。
“柳如丝……”梅兰芳沉吟片刻。
“我记得这个名字。早年在天津卫，倒也是个有些灵气的，可惜后来流落风尘。没想到……”
“听说那一嗓子，把一千多号人都唱哭了，也唱活了。”管家感叹道。
梅兰芳慢慢放下了笔。
他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脸上那两撇蓄起来的胡须。
“戏子，戏子。”他轻声说道。
“世人都道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可如今看来，在那冻土之上，这所谓的下九流，却比那些高坐在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更懂得什么叫家国。”
他转过身，对着北方的窗户，虽然那里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
他没有唱，只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节拍。
那节奏沉稳、悲凉，正是《长城谣》的旋律。
“若是抗战胜利了……”
梅兰芳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我当去那三官庙，在那地道口，为这位柳姑娘，也为那位陈先生，唱上一折《抗金兵》。”
这一天，从重庆的雾，到昆明的风，再到上海的雪。
一张张报纸，一段段电波，像是一场无声的雷暴，滚过1943年初的中国大地。
人们并不知道陈墨是谁，甚至不知道三官庙确切在哪。
但那个关于冻土下的蚁穴、苦盐水和血棉衣的故事，像是一根刺，扎进了这个民族最麻木的神经里。
在茶馆，在码头，在学校，在工厂。
无数双眼睛看向北方。
那里有一群人，在最深的绝望里，守着最后一点希望。
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变成了每个人喉咙里咽不下的一口哽咽。
陈墨并不知晓这一切。
他只是在那地道里，用苦盐水吊着命，在等待着那个反击的时刻。
但他不知道，他在地底下的每一次呼吸，都已经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共振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