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呢，皇上派开府李靖到夔州去谋划对付萧铣这事儿。李靖到了峡州，被萧铣的兵给挡住了，老长时间都没法前进。皇上一看这进度，心里那个气啊，就偷偷下令让许绍把李靖给斩了。还好许绍觉得李靖是个人才，舍不得杀，就赶紧上奏给皇上求情，李靖这才逃过一劫。
己巳日，窦建德又有大动作，把相州给攻陷了，相州刺史吕珉也被杀了。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觉得自己论才能、谋略和功劳，都比裴寂强，可职位却在裴寂之下，心里那叫一个不平衡。每次在朝堂上讨论事儿，只要裴寂说啥，刘文静肯定要反对，还经常故意挤兑裴寂，这两人之间就这么结下梁子了。有一回，刘文静跟他弟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一起喝酒，喝高了之后，开始抱怨，还拔出刀来砍柱子，嚷嚷着：“早晚得把裴寂的脑袋砍下来！”他家还老是出现一些奇怪的事儿，刘文起就找了个巫师，在星光下披头散发、嘴里叼着刀搞那种驱邪消灾的法术。刘文静有个小妾不受宠，这小妾就叫她哥哥去告发刘文静，说他要谋反。皇上一听，就把刘文静交给有关部门处理，还派裴寂和萧瑀去审问。刘文静说：“刚起义那会，我好歹也是个司马，跟长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差不多。现在裴寂都当上仆射了，住着大房子；我呢，得到的官职和赏赐跟一般人没啥区别。我四处征战，老母亲留在京城，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心里确实有点不满，喝醉了就说了些气话，我也知道不该这么说。”皇上就跟大臣们说：“你们听听刘文静这话，这不就是要造反嘛！”李纲和萧瑀都觉得刘文静不会造反，秦王李世民也坚决为他求情，说：“以前在晋阳的时候，刘文静最先定下起义的大计，之后才告诉裴寂。等到打下京城，两人待遇却差这么多，要说刘文静心里有怨气，这是可能的，但他肯定不敢谋反。”裴寂却跟皇上说：“刘文静这人，才能和谋略确实在众人之上，可他性子粗暴又阴险。现在天下还没平定，留着他以后肯定是个大麻烦。”皇上平时跟裴寂关系好啊，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听了裴寂的话。辛未日，刘文静和刘文起被判死刑，家产也被没收了。
沈法兴打下毘陵之后，觉得江、淮以南这块地方，自己随随便便就能拿下，于是就自称梁王，把都城定在毘陵，改年号为延康，还设置了一堆官职。但这人性格太残忍了，就喜欢严刑峻法，手下将士稍微有点小过错，马上就斩首，时间一长，手下人都对他又怕又恨。
当时杜伏威占据历阳，陈棱占据江都，李子通占据海陵，这几个人都对江南地区虎视眈眈。沈法兴的军队打了好几场败仗。正好李子通在江都围攻陈棱，陈棱没办法，就送了人质，向沈法兴和杜伏威求救。沈法兴派他儿子沈纶带了好几万兵马，和杜伏威一起去救陈棱。杜伏威的军队驻扎在清流，沈纶的军队驻扎在扬子，两地相隔几十里。李子通的纳言毛文深出了个主意，招募一些江南人，假扮成沈纶的兵，晚上去偷袭杜伏威的营地。杜伏威气得不行，也派兵去偷袭沈纶。这么一搞，两人互相猜疑，谁都不敢先往前推进。李子通就趁机集中全部精锐攻打江都，把江都给打下来了，陈棱没办法，只能跑去投奔杜伏威。李子通进了江都之后，又顺势去攻打沈纶，把沈纶打得大败，杜伏威一看这情况，也带兵撤了。李子通就称帝了，国号叫吴，改年号为明政。丹杨有个贼头乐伯通，带着一万多人来投降，李子通封他做左仆射。杜伏威一看形势不对，就请求投降。丁丑日，皇上封杜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
裴寂带兵到了介休，宋金刚据守城池抵抗。裴寂把军队驻扎在度索原，营地的士兵都喝山涧里的水，宋金刚派人把水源切断了，裴寂的士兵们又渴又累。裴寂没办法，就想把营地转移到有水的地方，结果刚一动，宋金刚就带兵杀了过来，裴寂的军队一下子就崩溃了，几乎全军覆没。裴寂一天一夜马不停蹄地跑到晋州。
之前，刘武周老是派兵攻打西河，浩州刺史刘赡一直坚守抵抗。李仲文也带兵过来，和刘赡一起守西河。等裴寂战败后，从晋州以北的城镇都被刘武周占领了，就剩下西河还在坚守。姜宝谊又被宋金刚给俘虏了，他想找机会逃回来，结果被宋金刚发现给杀了。裴寂觉得自己太失败了，就上表向皇上请罪，皇上安慰了他一番，又让他去镇守安抚河东地区。
刘武周的军队步步紧逼并州，齐王李元吉忽悠他的司马刘德威说：“你带着老弱病残守城，我带精锐部队出城迎敌。”辛巳日，李元吉晚上偷偷带着妻妾，扔下并州城就往长安跑。李元吉刚走，刘武周的兵就到城下了，晋阳有个土豪叫薛深，直接开城把刘武周放了进来。皇上听说这事儿，气得暴跳如雷，跟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年纪小，不懂事儿，所以我才派窦诞、宇文歆去辅佐他。晋阳有好几万精兵，粮草够吃十年，这可是咱们开创基业的重要地方，就这么被他给扔了。听说这主意是宇文歆最先出的，我非得把他斩了不可！”李纲赶紧劝道：“齐王年轻，又骄纵任性，窦诞不但不劝他，还帮他隐瞒过错，搞得军民都有怨气，这次失败，窦诞的责任最大。宇文歆倒是一直劝谏，齐王不听，他还把这些情况都上奏给您了，这可是个忠臣啊，怎么能杀呢！”第二天，皇上把李纲召进宫，还让他坐到御座上，说：“有你在，我才不会乱杀人。元吉自己不争气，不是他们两个人能管得住的。”于是就把窦诞和宇文歆都赦免了。卫尉少卿刘政会当时在太原，被刘武周俘虏了，但他偷偷派人给皇上送表，汇报刘武周那边的情况。刘武周占领太原后，派宋金刚去攻打晋州，把晋州也打下来了，还俘虏了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不过刘弘基后来又逃回来了。宋金刚接着又逼近绛州，把龙门也给攻陷了。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和北突厥有仇。曷娑那可汗在长安的时候，北突厥派使者来，请求皇上把曷娑那可汗杀了，皇上没答应。大臣们都劝皇上：“为了保一个人，得罪一个国家，以后肯定有麻烦！”秦王李世民说：“人家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杀了他太不仗义了。”皇上纠结了好久，实在没办法，丙戌日，把曷娑那可汗请到内殿喝酒，喝完之后送到中书省，然后让北突厥使者进去把曷娑那可汗给杀了。
礼部尚书李纲兼任太子詹事，刚开始，太子李建成对他那是相当尊敬。时间一长，太子渐渐跟一些小人混在一起，还嫉妒秦王李世民功劳大，对李世民猜忌得很。李纲多次劝谏太子，太子根本不听，李纲没办法，就想辞职回老家。皇上一听就火了，骂他说：“你能给何潘仁当长史，却觉得给我当尚书丢人？我现在让你辅佐建成，你却坚决要走，什么意思？”李纲赶紧磕头说：“何潘仁是个贼，老是乱杀人，我一劝他就听。给何潘仁当长史，我问心无愧。陛下您是开创基业的英明君主，我没什么才能，我说的话就像往石头上泼水，根本听不进去，跟太子说也是一样。我哪敢一直占着这个位置，还耽误太子呢！”皇上说：“我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你就勉为其难留下来辅佐我儿子吧。”戊子日，皇上封李纲为太子少保，原来的尚书、詹事职位照旧。李纲又给太子上书，劝他别喝酒没节制，也别轻信那些小人的坏话，疏远自己的亲人。太子看了很不高兴，但该干啥还是干啥，一点都没改。李纲心里郁闷啊，觉得自己施展不了抱负，就在这一年，他又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辞职。皇上没办法，就下诏免去他尚书的职位，但还是保留太子少保的头衔。
淮安王神通派慰抚使张道源去镇守赵州。庚寅日，窦建德把赵州给攻陷了，抓住了总管张志昂和张道源。窦建德觉得这两人还有邢州刺史陈君宾不早点投降，想把他们杀了。国子祭酒凌敬赶紧劝道：“当臣子的各为其主，他们坚守城池不投降，这是忠臣啊。大王要是把他们杀了，以后怎么激励手下的人呢？”窦建德生气地说：“我都打到城下了，他们还不投降，直到没力气了才被抓住，怎么能轻易放过？”凌敬又说：“大王您之前派大将高士兴在易水抵抗罗艺，罗艺刚到，高士兴就投降了，您觉得这样行么？”窦建德一听，明白了，马上就下令把他们给放了。
乙未日，梁师都又来攻打延州，段德操把他打得落花流水，杀了两千多人，梁师都带着一百多个骑兵灰溜溜地逃走了。段德操因为这功劳，被封为柱国，还赐了平原郡公的爵位。鄜州刺史鄜城壮公梁礼在战斗中牺牲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隋末唐初乱世中权力博弈、人性挣扎与时代困局的众生相，每个事件背后都藏着值得深思的历史逻辑：
权力场的“幸存者偏差”：刘文静之死的警示
李世民的求情失败，更暴露了初唐权力结构的微妙：此时的李渊仍牢牢掌控全局，秦王集团尚未形成足以撼动皇权的力量。刘文静之死不仅是个人悲剧，更埋下了李世民与李渊、裴寂之间的裂痕——这种因“私怨”碾压“功勋”的操作，为后来的权力洗牌埋下伏笔。
“亲信误国”与“能臣困局”：裴寂战败与李靖遇险
裴寂作为李渊的“第一亲信”，军事能力的短板在与宋金刚的对抗中暴露无遗：屯兵度索原却被断水源，移营时遭突袭而全军溃败，晋州以北城镇尽失。但李渊对他的处理仅是“慰谕之，复使镇抚河东”，这种“容错率”的双标，与对李靖“阴敕斩之”的严苛形成鲜明对比——只因裴寂是“自己人”，李靖是“外来者”。
幸得许绍惜才求情，李靖才免于一死。这一事件揭示了乱世用人的矛盾：一方面急需李靖这样的军事奇才平定天下，另一方面又因猜忌、私怨动辄威胁其性命。这种“既依赖又打压”的逻辑，差点毁掉一代名将，也折射出初创政权对“可控性”的偏执。
皇子失德与辅臣困境：李元吉弃守与李纲直谏
李元吉弃守晋阳堪称“败家子”操作：坐拥强兵、十年粮草的兴王之基，却以“出战”为名携妻妾逃亡，导致重镇陷落。更值得玩味的是李渊的态度：最初迁怒于宇文歆，经李纲点破“窦诞不谏、宇文歆忠谏”后，才赦免宇文歆。这背后是帝王对“皇子犯错”的护短——不愿承认儿子无能，便想找辅臣背锅，幸得李纲硬刚才避免滥杀。
李纲辅佐太子建成的遭遇，则更显无奈。太子亲近小人、猜忌秦王，李纲的劝谏“如水投石”，甚至因直谏被李渊怒斥。但李纲的回应掷地有声：“为贼长史尚可止其妄杀，为陛下辅臣却言而无用”，道破了“明主”与“直臣”的错位——当权力核心（太子）拒绝纠错，再正直的辅臣也只能沦为摆设。劝谏无效”的局面，正是后来玄武门之变的深层诱因之一。
乱世生存法则：割据势力的兴衰密码
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的江淮争霸，完美诠释了“民心即天命”。沈法兴攻克毘陵后自称梁王，却因“残忍好杀”失尽人心，将士稍犯错即斩首，最终在李子通的攻击下溃败；而李子通能破江都、称吴帝，正是利用了沈法兴与杜伏威的猜忌（诈袭伏威营挑唆矛盾），顺势扩张。
窦建德对待张志昂等人的态度转变也很典型：最初因对方拒降欲杀之，经凌敬以“高士兴轻易降敌”反诘后，立刻释放忠臣。这种“从暴怒到醒悟”的决策，体现了乱世枭雄的实用主义——他明白，“杀忠臣”会寒了天下人的心，而“赦忠臣”才能激励部下死战。相比沈法兴的“以杀立威”，窦建德的“因势改策”更显政治智慧，这也是他能在河北立足的重要原因。
外交妥协与道德困境：曷娑那可汗之死
李渊最终同意北突厥使者杀死曷娑那可汗，是典型的“现实利益压倒道德原则”。李世民“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的谏言，代表了理想主义的道德观；而群臣“保一人而失一国”的担忧，则是现实主义的利益计算。李渊的“迟回久之”，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最终选择妥协，暴露了初创政权的外交弱势：在强大的北突厥面前，“道义”不得不让位于生存。
但这种妥协也留下了隐患：它向周边势力传递了“唐朝可因压力牺牲归附者”的信号，可能削弱对其他势力的吸引力。而李世民的反对，既凸显了他的道德底线，也为其后来“天可汗”的外交格局埋下伏笔——与李渊的妥协不同，李世民更注重以“信义”构建国际权威。
结语：乱世中的“秩序拼图”
这段史料里的每个人物、每件事，都在为“唐朝如何从乱世中脱颖而出”拼一块拼图：刘文静之死暴露了权力整合的残酷，裴寂战败揭示了亲信政治的短板，李纲直谏彰显了制度纠错的可能，割据势力的兴衰印证了“民心即天道”，外交妥协则体现了政权生存的务实。
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环环相扣：内部权力平衡的失调、外部势力的此消彼长、帝王决策的理性与情绪交织，共同推动着历史向玄武门之变的节点靠近。而其中的教训——识人需破亲疏、掌权要戒偏私、治国当重民心——至今仍有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