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5日，柏林，德意志帝国议会大厦。
哥特式尖顶下的帝国议会大厅，气氛如同外面的天气一般阴沉，却又被另一种更加灼人的、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感所浸透。厚重的窗帘未能完全隔绝街道上隐隐传来的、关于远方后基辅罗斯剧变的议论声，但这声音此刻远不及大厅内唇枪舌剑的万分之一惊心动魄。
与他此前收到的、关于农村凋敝和城市不满的情报相互印证，他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对基辅那个“盖特曼”政权的担忧——认为其统治野蛮低效、迟早会引发内部爆炸从而危及帝国东部战略缓冲——正在以最激烈的方式成为现实。
他走上讲台，无视台下右翼议员们投来的冰冷、审视乃至嘲弄的目光，准备发言。他手中攥着的演讲稿，核心是紧急提案：鉴于后基辅罗斯盖特曼政权已证明无法维持稳定并有效履行对帝国义务，且其倒行逆施已引发大规模民变，帝国应立即放弃对其无条件支持，转而寻求与相对“温和”、更具“民族代表性”且流亡海外的“督政府”和沃洛迪米尔·温尼琴科为首）进行紧急接触和有限合作。
目的是在东欧局势彻底滑向无法控制的左翼革命（即格鲁舍夫斯基的斗士派）之前，建立一个至少表面上更“合法”、更能被国际接受、并且对柏林保有依赖的新政权，从而以较小的代价稳定东线，避免与一个可能的、与巴黎-莫斯科轴心紧密联系的全新激进工农政权直接对峙。
“……先生们！”韦尔斯的声音因急切而略显高亢，“基辅的火焰已经燃起！斯科罗帕茨基的愚蠢和贪婪已经将帝国置于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我们不能继续被一个注定沉没的腐朽船只拖入深渊！现在是时候展现帝国的政治智慧和灵活性，与更广泛的当地民族力量对话，以确保……”
“更广泛的ukr民族力量？您是指那些在日内瓦咖啡馆里空谈民主、幻想着依靠法国施舍的流亡政客吗？还是指那些正在基辅街头举着红旗、喊着苏维埃口号的暴民？！”
一个冰冷、讥诮的声音打断了他。声音来自台下前排，属于一位身着笔挺普鲁士传统军礼服式样便装、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拢、面容瘦削冷峻的中年男人——库尔特·冯·施莱歇尔。
他不仅是帝国容克贵族和重工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是国会内右翼保守势力（联合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中央党右翼及帝国保守党）推举出的新领袖。他缓缓站起身，姿态优雅却带着捕食者般的压迫感。
韦尔斯脸色一沉：“施莱歇尔将军，请注意你的言辞！我们是在讨论国家战略，不是在军校里训话！彼得留拉督政府至少代表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比起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统治，更能获得……”
“更能获得谁的支持？巴黎的工团疯子？还是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施莱歇尔毫不客气地再次打断，他踱步走向讲台前方，声音洪亮，回荡在整个寂静下来的大厅，“韦尔斯先生，让我们不要再兜圈子了。你和你领导的社民党，这几年究竟把伟大的帝国带向了何方？”
他猛然转身，面对所有议员，手臂挥动，仿佛在指点一幅失败的地图：
“看看我们的周边！北边，那些曾经恭顺的北欧国家，如今变成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巢穴！西班牙，帝国的传统影响区域，如今陷在内战，红色分子猖獗！意大利，连那个教皇都已经是法国人了！还有东方——我们最大的梦魇——苏维埃俄国，在你的‘温和’和‘克制’政策下，它恢复了吗？壮大了吗？现在，连我们亲手扶植的、作为东部屏障和粮仓的乌克兰，也在你的‘建议’和‘关注’下，燃起了叛乱的熊熊烈火！”
他的话语如同鞭子，抽打着空气，也抽打着许多右翼和中间派议员本就对社民党不满的神经。“四面楚歌！”就是你，奥托·韦尔斯，给我们帝国带来的‘新局面’！”
“天天在议会高喊‘人民’、‘福利’、‘改革’，可你是怎么对待我们真正的、德意志的人民的？是用虚妄的国际主义幻想麻痹他们的斗志？是用纵容和妥协，让敌人在我们卧榻之侧林立吗？！”
韦尔斯气得脸色发白，他想反驳，想指出自1936年柏林股市危机乃至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以来，正是他领导的社民党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社会保障立法和劳资协调法案，才将帝国从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的边缘拉了回来，稳定了就业，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统治根基。这些功绩，右翼向来选择性忽视。
但施莱歇尔根本不给他机会。这位前国防军将领、精于权术的政客，深知此刻需要的不是辩论细节，而是致命一击，是营造一种“首相无能、国家危殆”的紧迫氛围。
“现在，”施莱歇尔的声音陡然压低，却更加危险，他转向议长席，“面对乌克兰的危局，我们这位可敬的首相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放弃我们忠诚（尽管无能）的盟友斯科罗帕茨基，去拥抱另一个不可靠的、同样充满左翼毒素的所谓‘督政府’？这简直是叛卖！是怯懦！是将帝国的东部利益拱手让给混乱和不可预知的危险！”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鹰隼般扫过全场，然后掷地有声地宣布：
“附议！”
“附议！”
右翼席位上响起一片附和声。许多中间派议员面露犹豫，但在施莱歇尔营造的强大压力和乌克兰剧变带来的恐慌情绪影响下，也开始动摇。
议长敲击木槌，程序启动。辩论激烈但短暂。韦尔斯和他的社民党同僚奋力辩护，抨击施莱歇尔等人不顾经济民生、一味鼓吹强硬将把帝国拖入战争深渊。
但“战争深渊”的恐惧，此刻似乎被“帝国威望受损、战略屏障丢失”的恐惧所压倒。
投票结果很快揭晓。在皇帝和军队保守势力隐性施压、以及右翼联盟精心运作下，不信任动议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韦尔斯脸色灰败，他知道，按照常规，接下来应该是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然而——
施莱歇尔再次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丝冰冷的、胜利者的微笑。他手中举起一份文件，上面盖有醒目的皇家纹章印鉴。
“鉴于当前国家处于特殊困难时期，为了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冗长的竞选活动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他朗声说道，语气不容置疑，“经陛下御准，并根据帝国宪法紧急条款授权，议会各党团协商一致，推举本人，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即刻接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组建新一届内阁！”
“皇帝诏令”！
没有重新大选，没有给社民党任何翻盘的机会。一套介于合法与非常手段之间的“内部选举”流程被迅速启动并完成。右翼联盟凭借其在议会中的相对多数和皇室的支持，强行完成了权力更迭。
韦尔斯颓然坐下，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他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首相更换，这代表着德意志帝国的内政外交，将彻底转向一条更加保守、强硬、充满军事冒险色彩的道路。对东欧，乃至对整个欧洲的政策，都将发生剧变。他试图以理性和妥协维系的脆弱平衡，被打破了。
施莱歇尔在右翼议员的簇拥和掌声中，走向原本属于韦尔斯的位置。他居高临下地看了败北的前首相一眼，嘴角噙着一丝讥讽：
“韦尔斯先生，你的大戏，终于唱完了。现在，该让真正懂得如何扞卫帝国荣耀的人，来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了。至于乌克兰……”他的眼神骤然转冷，望向东方，仿佛能穿透墙壁，看到基辅的硝烟，“帝国自有帝国的处理方式。放弃盟友？不。我们要的是恢复秩序，以我们自己的方式。”
柏林，波茨坦，无忧宫。
宫廷深处的某个房间，装饰华丽却略显清冷。霍亨索伦，帝国的小皇女，正心神不宁地摆弄着一架精致的地球仪，指尖无意识地划过东欧的位置。
她年轻的脸庞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忧虑和急切。她刚从家庭教师那里听到了议会发生的剧变——韦尔斯首相被罢免，施莱歇尔凭借“皇帝诏令”上位。
亚历珊德琳虽然身份尊贵，但这位“人民的小皇女”，在那次女权运动后就已经正式成为了社民党的站台人。她欣赏韦尔斯的务实和某种程度上对底层民众的关怀。
更重要的是，她了解帝国宪法！即便动用了不信任案，也应该重新大选，如此绕过正常民主程序，直接“内定”首相，还是施莱歇尔那样一个以强硬和亲近容克-军事集团着称的人物，这让她感到深深的不安。
“爷爷怎么会同意这样的事？那个诏令……”她放下地球仪，决定去找她的祖父，帝国皇帝威廉二世问个明白。她要知道，这究竟是皇室的本意，还是施莱歇尔等人利用了皇帝的某种心态或健康问题。
然而，当她整理好衣裙，准备走出自己居住的偏殿时，两名平时侍奉她的、面容刻板的中年女官却拦在了门口。
“殿下，请留步。”其中一位女官微微躬身，语气恭敬却毫无转圜余地。
“我要去见皇帝陛下。”亚历珊德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威严。
“很抱歉，殿下。”另一位女官接口，声音同样平静，“陛下有令，请您近日在寝宫安心休憩，无诏不得随意出入。外面……有些纷乱，陛下担心您的安全。”
亚历珊德琳的心猛地一沉。“无诏不得随意出入”？这近乎是禁足令！
“是谁的命令？我要见陛下亲自确认！”她试图强硬。
“殿下，请不要为难我们。这是陛下的旨意。”女官们低下头，但挡在门前的身体没有丝毫移动。
亚历珊德琳看着她们毫无表情的脸，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保护，这是隔离。皇室，或者说皇帝身边真正掌权的人（可能是侍从武官长，或是与施莱歇尔通气的人），不希望她在这个时候去“打扰”皇帝，更不希望她以皇女的身份对刚刚发生的政治地震提出任何质疑。
她缓缓后退一步，精致的小脸上血色褪去，蓝色的眼眸中充满了震惊、失望和一丝愤怒。她被自己家族所在的皇宫，软禁了。因为一次符合她认知中“不对劲”的政治变动。
窗外，柏林的天色更加阴沉。无忧宫的花园依旧整洁肃穆，但宫墙之内，权力的寒流已经悄然弥漫。而在遥远的东方，乌克兰的枪炮声，正与柏林议会内的权杖更迭声，交织成一曲预示着欧洲大陆即将坠入深渊的、不祥的二重奏。
德意志帝国没有第一时间对外部的革命做出军事反应，但它内部先于战场爆发的一场“政变”，或许将产生比几支勃兰登堡小队更深远、更致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