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侯。”
一日，永宁在清理出一片空地后，以指蘸水，在光洁的木案上画出几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和表格：“自古占卜，所求者，无非是探寻‘未知’事态发展、吉凶祸福与已知‘征兆’卦象、天象、物候等之间的关联规律。此规律，或可称之为‘规则映射’。吾以为，整理之道，首在厘清这‘映射’的结构。”
她画出第一个层次：“其一，需界定‘问题域’，人们通常为何事占卜？征战、田猎、祭祀、婚姻、疾病、迁徙、天候……可先分类。”
她在旁边列出大类。
“其二，需规范‘输入域’，即产生征兆的方法与符号体系。龟兆裂纹如何归类描述？蓍草所得数字如何记录与转换？天象物候如何编码？不同的占卜法，其‘输入’符号需有统一的记录规范，方可比对。”
“其三，也是最核心的，构建‘映射库’，即历史上积累的，某种特定‘输入’，如一组特定卦画、一种特定星象与某种‘输出’吉凶判断、事态描述的对应关系案例。这些案例需注明来源、时代、背景、及应验情况。”
“其四，寻求‘元规则’，在无数具体案例之上，是否存在更根本的、解释这些映射为何成立的普遍原理？例如，某些卦象为何代表‘健行’为乾，某些代表‘顺承’为坤？其原理是否与天地、阴阳、刚柔、动静等更基本的哲学概念相关？”
姬昌默默听着，眼中惊讶之色渐浓。他毕生浸淫此道，靠的是天赋、经验与悟性的累积，从未有人试图以如此清晰、近乎“解剖”般的逻辑来解构这门玄奥的学问。永宁的框架，剥离了巫祝的神秘外衣，直指其作为一门“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系统”的内核。
“贞人之法，如庖丁解牛，目无全牛，而窥其筋骨腠理。”
他赞叹道：“然此‘元规则’，最为紧要，亦最为缥缈。历代先贤，亦有所感，多以比喻、象征言之，如‘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系统论之，鲜矣。”
两人立刻开始了协同工作。
分工自然形成。
姬昌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学识与直觉，负责辨识、解读与提供理论洞见。他能从一堆看似无关的残简中，指出某条记载与某次着名古卜的关联；能解释某种古怪卦画在某个已消亡氏族中的特殊含义；更能以深厚的哲理素养，阐述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与具体卦象征兆之间的深层联系。
而永宁则发挥其系统化、结构化与模型化的专长。她设计了一套简洁的编码系统，以数字和特定符号组合，来唯一标识不同的卦象，初步奠定了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式编码基础、天象、物候类型。她制作了大型的网格简图类似后世表格，横向标注问题类型，纵向标注征兆编码，在交叉处记录对应的历史案例与吉凶判词。她甚至尝试引入简单的统计观念，当同类案例积累到一定数量时，会观察其吉凶分布的“概率倾向”，并提醒姬昌注意那些案例稀少或判词矛盾的“异常点”。
更重要的是，永宁开始运用她的“规则视角”。当她听到姬昌阐述“阳爻为刚、为动、为天，阴爻为柔、为静、为地”时，她不仅仅将其当作哲学比喻。她会尝试通过星枢，细微地感应当姬昌专注于“乾”卦概念时，其周身规则场是否真有某种更“活跃”、“上扬”的倾向；而当论及“坤”卦时，是否更“沉凝”、“承载”。虽然这种感应极其微妙且主观，但这让她开始尝试为抽象的易理概念，寻找在可感知的“规则场”中的对应“参数”或“状态”，尽管这仅仅是朦胧的起步。
工作过程中，思想的碰撞时时迸发火花。
一次，在整理一组关于“旅”卦，象征旅行、不安定的零散判词时，永宁发现不同时期的记录对“行商”与“出征”的吉凶判断差异很大。
她提出：“是否‘旅’之吉凶，非仅取决于卦象本身，更需结合‘时’与‘位’？太平年间行商或吉，战乱时则凶；卦象虽同，所处‘大环境之势’不同，结果迥异。”
姬昌闻言，沉思良久，抚掌道：“妙哉！此正合‘易者，变易也’之精义！贞人此言，点出了‘卦象’常与‘时势’变结合断事之要害。当记下，可为爻辞增添‘时义’之注。”
又一次，永宁试图用几何图形来形象化卦象之间的变化关系。她将六十四卦视为一个多维空间中的点，爻变则是在这个空间中移动到相邻的点。
“如此一来……”
她向姬昌演示：“‘乾’全阳至‘坤’全阴，并非直接对立，中间可经由‘姤’、‘遁’、‘否’、‘观’、‘剥’、‘坤’等一系列卦象逐步转化，这展示了阳消阴长的具体路径。反之亦然。卦序排列，或可部分依据这种‘几何相邻’与‘变化逻辑’。”
姬昌大受启发：“此图虽异于古传，然直观明了，变化之理昭然若揭！或许……可依此理，重新审视某些卦序关联，乃至推演未显之变。”
永宁也时常被姬昌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哲理震撼。当姬昌将社会伦理仁、义、礼、智、信、家庭关系父慈子孝、夫义妇听、自然现象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等等与卦象爻位丝丝入扣地联系起来时，她看到的不再是简单的占卜手册，而是一套试图将天地万物、人类社会纳入一个统一解释框架的宏大宇宙观和人生观体系。这体系虽然古朴，却充满了惊人的内在一致性与解释力。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堆积的简牍被梳理，散乱的符号被归类，矛盾的判词被辨析，模糊的概念被澄清。
在两人夜以继日的努力下，一部前所未有的、体系化的着作开始显现雏形。它不再是零散的占卜记录汇编，而是具备了
第一，清晰的符号系统。基于阴阳爻的六十四卦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和标准化，每一卦有了唯一的名称、卦形、卦序。
第二，系统的卦辞与爻辞。在大量历史案例和哲理思辨基础上，为每一卦撰写了总括性的“卦辞”，为每一爻撰写了更具情境指示意义的“爻辞”。这些文辞精炼古奥，既保留了占断功能，又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与人生智慧。永宁的整理逻辑使得爻辞的编排更加层次分明，往往体现了事物发展由初至终、由内至外的阶段变化。
第三，初步的释读框架。虽然此时完整的“十翼”《彖传》、《象传》、《文言传》等尚未诞生，但姬昌在口述和永宁在记录中，已经大量融入了关于阴阳、刚柔、时位、中正、承乘比应等基础释卦原则的讨论，为后世系统化的《易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第四，隐含的“规则”意识。在永宁的影响下，这部雏形《周易》的骨子里，除了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还隐约多了一重对“变化规律”本身的结构性关注。卦象之间的转化关系、爻位之间的互动影响，被以一种更清晰、近乎“逻辑推演”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项工作，与其说是“整理”，不如说是一次伟大的“再创造”。它站在无数古巫先贤的肩膀上，融汇了姬昌毕生的智慧与哲思，又经过了永宁来自异世的、理性与系统化思维的淬炼与重构。
书房窗外，羑里的四季悄然流转。
高墙外的世界，殷商与东夷的战事或许正酣，周原在太姒的掌控下暗涌不息，朝歌的帝辛可能正筹划着新的举动。但在这间被严密监视的书房里，时间仿佛沉淀下来，专注于这项超越时代的思想结晶。
永宁和姬昌，一老一少，一古一今，一博一专，在这特殊的囚笼中，形成了奇妙的亦师亦友关系。他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卦象爻辞，更是天道、人事、规则、命运。
永宁从姬昌那里汲取了深不可测的传统智慧与历史纵深，姬昌则从永宁那里获得了全新的方法论视角与表达工具。
当最后一片关键简牍被归类，最后一个有争议的爻辞被敲定，两人望着案头那已然焕然一新的、体系俨然的《周易》雏形纲要，相视无言，唯有眼中闪烁着难以言喻的、疲惫却满足的光芒。
这部诞生于囚禁之中的着作，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个人安危或一时一地的吉凶。
它是对古老华夏智慧的一次空前总结与升华，是一把试图理解宇宙与人生变化规律的钥匙，更是在那“天命”似乎被帝辛的强权所定义的黑暗时刻，悄然点燃的一簇属于理性、智慧与“顺天应人”之道的文明星火。
这星火微弱，藏于羑里高墙之内，却蕴含着照亮未来的巨大潜力。
永宁这才知道，《周易》的诞生，居然会有她的一部分功劳！
或许这就是她与姬昌在此局中，所布下的最重要的一枚“势”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