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信，有商讨军情的急报，有争论策略的私信，也有互相鼓劲、抒发抱负的寻常信件。
他随意抽出几封，就着灯光，与书案上刚刚送来的、关于三大派系近日往来的公文抄件并排放在一起。
目光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
最终目光落在许多年前的信纸。
“里长，罗刹鬼的骑兵凶，但咱们的土雷和壕沟更狠，又宰了他们一个百人队，就是棉衣不够，好多弟兄冻伤了，你答应开春给咱们送来的郎中和大蒜，可别忘了！”
“对了，抓到几个舌头，说欧罗巴那边也不太平，咱们的机会是不是来了？”
这是张献忠写的，字迹潦草，文法粗疏。
但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粗糙的、滚烫的、混杂着生死忧患、对胜利的渴望、对“人人有饭吃”这个朴素理想的执着，以及战友之间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托付。
真切得仿佛能听到声音，看到说话人脸上的冻疮和眼中的光芒。
再看今日的公文。
“为妥善应对当前灾害，保障救援与重建有序、高效开展，建议依据《红袍防汛抢险特别条例》第七条第三款及《赈灾协调法》第四章相关规定，现提请审议”
这是民会工程委员会呈文，措辞严谨，格式规范，引经据典。
同样的纸张，类似的议题，甚至某些核心词汇红袍，百姓等等都高度一致。
可气息，却天差地别。
许多年前的信，是“我们”在泥泞、血火、饥饿和寒冷中，背靠着背，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和渺茫的未来，用最直白的话，商量着怎么活下去，怎么实现那个让“人人有饭吃”的梦。
那个“我们”，边界或许模糊，但内核是滚烫的、一体的。
今日的公文，是“我们民会”、“我们启蒙会”、“我们复社”，在窗明几净的会议室和书房里，用精心打磨的词句和无可挑剔的规则，论证着为何该由“我们”来主导，如何防止“他们”夺权，怎样在救灾中扩大“我们”的份额和影响。
这个“我们”，边界清晰，壁垒森严，内核是精于计算的、排他的。
魏昶君放下手中的新旧文书，久久沉默。
一种深切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悲凉，缓缓漫上心头。
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看清了某种巨大而无情的变迁后的的沉重。
理想会褪色，热血会冷却，这他懂。
但他没想到，褪色冷却之后，沉淀下来的，不一定是坚实的基石，也可能是更加精致、也更难撼动的新的壁垒。
而曾经用来凝聚“我们”的口号与理想，如今却成了分割“我们”与“他们”的最佳工具。
“你说”
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一直如同影子般侍立在门边阴影里的老夜不收统领，无声地上前一步。
“里长。”
魏昶君没有回头，依旧看着桌上并置的新旧文书，问了一个听起来有些突兀，却又仿佛在他心中盘桓已久的问题。
“你说，若我今日便死了，咽了这口气。”
“外面那三方，民会，启蒙会，复社，他们是会立刻放下成见，团结起来，共度时艰还是会立刻，分崩离析，甚至大打出手？”
问题很直接，很残酷，直指这红袍天下看似稳固的“三足鼎立”之下，那最脆弱、也最真实的联结纽带究竟是什么。
年迈的老夜不收沉默了。
这一次，他沉默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
良久，顾炎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没有直接回答魏昶君的问题，而是说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或许在他看来，与那个问题答案息息相关的、正在发生的事。
“里长，复社内部监察处和组织部，近日收到不少来自直隶、鲁南甚至京师本部的年轻会员联署信件或私下反映。”
“内容多是认为当前对民会、启蒙会过于温和，过于讲究方法和一致处境。”
“他们认为，旧势力盘根错节，腐化已深，非雷霆手段不能涤荡。”
“有人提出，应借此次救灾清查和后续重建之机，对民会、启蒙会关联的官吏、商贾、乃至学术团体，进行‘彻底清洗’，划清界限。”
“甚至有人私下议论，认为目前的‘三方制衡’格局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阻碍了红袍理想的彻底实现。”
“这种声音在基层和年轻骨干中，颇有市场，赵总干事和方总干事他们，压力很大，正在设法疏导，但效果似乎有限。”
顾炎的话说完了，书房重归寂静。
魏昶君背对着他，一动不动。
但顾炎能看到，里长那略显佝偻的肩背，似乎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又缓缓松弛下去。
彻底清洗划清界限这些词汇，多么熟悉。
几十年前，他用过类似的词，来对付前朝的遗老遗少、土豪劣绅。
后来，青石子、洛水他们，也用更酷烈的手段，清理过红袍内部的蛀虫。
如今，这些词，从新一代的、他寄予厚望的复社年轻人口中说出，对象却变成了曾经的“盟友”，如今的“制衡者”。
历史，仿佛一个诡异的螺旋。
打破一个旧的“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我们”，然后这个新的“我们”内部，又开始分化，开始寻找新的“他们”，准备进行下一轮的“清洗”与“纯洁”真正的敌人，究竟在哪里？
魏昶君缓缓转过身，走回书案后。
他没有再看顾炎，也没有对顾炎带来的消息做出任何评论。只是重新铺开一张稿纸，拿起了笔。
在《觉悟十三问》第七问“理想之旗，何以常沦为派系之幌？”的论述间隙，他提起笔，蘸了蘸墨，以一种极其沉静、也极其沉重的笔触，添写了一段文字。
字迹不如以往遒劲，却更加内敛，仿佛每个字都经过了千钧重量的挤压。
“故，变革之最大悖论，或许在于当‘我们’以最崇高的名义，去消灭一个旧的‘他们’时，往往不自觉地，就在铸造一个新的、更难以被自身察觉的‘我们’与‘他们’的藩篱”
“真正的敌人，或许从来不在外，而在我们，如何定义‘我们’，如何对待‘我们’之外的‘他们’，以及，最终，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和能力，去审视、乃至打破那个由我们亲手建立、却可能正在将我们自身也禁锢其中的、名为‘我们’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