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白昼短暂得近乎吝啬，天色刚刚过午，那点本就稀薄的阳光便已有了颓势，被越来越浓的灰白云霭吞噬，只在西边天际留下一抹惨淡的、近乎透明的鱼肚白。经历司后院的阴冷，仿佛随着光线的消退而变得更加具有实质感，从每一块青砖的缝隙、每一片屋瓦的阴影里渗透出来，沉甸甸地压在人的肩头，钻进骨髓。右腿的旧伤在这种时刻，总是格外“敬业”地提醒着我它的存在——不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一种绵长的、深入筋髓的酸胀和阴冷，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盘踞在膝弯深处，缓慢地收紧。
我刚刚结束一次比往常略长的、沿着回廊的蹒跚“散步”，回到厢房，正坐在椅中，用微微颤抖的手倒一杯早已凉透的粗茶，试图用那点苦涩冰凉的液体压下喉咙里因走动和寒冷引起的干痒，以及胸腔中那股挥之不去的、因等待和凝滞而生的烦闷。
就在这时，虚掩的房门被轻轻叩响。
“进。”我放下茶杯，声音有些沙哑。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沈墨。他今日来得比平日略晚，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无懈可击的恭谨，手里托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用靛蓝色粗布包裹得方方正正的包袱。包袱看起来有些分量，沈墨端着它的姿态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
“杜经历。”沈墨躬身行礼，将包袱小心地放在书案一角，并未像往常那样放下公文就走，而是垂手立在一旁，脸上露出一种混合了公事公办与些许“报喜”意味的神情，“方才门房那边收到这个，说是一位自称北边故人派来的仆役送来，指名要交到杜经历您手上。来人留下东西便走了，未曾留下名姓。门卫盘问，也只说是受主人之命，送些年节仪程，聊表心意。因是指明送给您的私物，卑职未敢擅动，特送来请经历过目。”
北边故人？年节仪程？
我的心跳，在听到这几个字的瞬间，几不可察地漏跳了一拍，旋即以更平稳、却也更深沉的节奏搏动起来。不是骆养性——他前次送药，是光明正大、甚至惊动了徐镇业的。也不会是京中其他“故旧”——我如今这般境地，避之唯恐不及，谁会在这年关将近、局势微妙的时刻，派人从北边千里迢迢送来“仪程”？还如此神秘，不留名姓？
是试探？是拉拢？还是别的什么？
脸上肌肉早已习惯了维持平静，我甚至微微蹙起眉头，露出恰到好处的疑惑和一丝不以为然：“北边故人？哪位故人如此客气？如今我这般情形，早已是闲人一个，无功无禄，岂敢收受旁人馈赠？沈书办，可曾查验过是何物？”
我刻意强调了“无功无禄”、“闲人一个”，既是自嘲，也是在沈墨面前划清界限——这东西来路不明，我可没主动要。
沈墨似乎料到我会有此一问，恭声道：“回经历，来人只说是些北地土产并些许银钱，给经历贴补用度，并无他物。卑职已当着门卫的面，粗略查验过外表，确是些干货、皮货，并一个封了口的锦囊，似装有银两。并无违禁或书信等物。来人举止倒也寻常，不似奸猾之辈。只是不留名姓，确实有些蹊跷。”
干货、皮货、银两。听起来普通至极，就像是寻常朋友间的年礼。但越是普通，越是“不留名姓”，就越显得不普通。在这南京锦衣卫衙门的眼皮子底下，用这种方式给我这个被“保护性”软禁的伤号送钱送物，胆子不小，所图恐怕也非小。
“既如此”我沉吟着，目光落在那靛蓝色的包袱上，布料是常见的粗布，包裹得方正，打结的方式也平常，看不出特别。沉默了几息，我才缓缓道：“放下吧。有劳沈书办跑这一趟。此事暂且不必声张。若是哪位故人记错，或有什么误会，日后再退还不迟。”
我给了自己一个“暂且收下、容后查问”的台阶，既没有表现出急切，也没有断然拒绝，显得坦荡而谨慎。
“是，卑职明白。”沈墨应道，似乎对我的处理方式并无异议，又补充了一句，“杜经历若需卑职差人暗中查访来人底细”
“不必了。”我摆摆手，打断了他，脸上露出一丝疲色，“既是故人所赠，查来查去，反倒显得小气，伤了情分。或许是哪位念旧的袍泽，听闻我处境不佳，私下接济一二，又不想张扬。由他去吧。”
我将“馈赠”的性质，定性为“袍泽私下接济”，淡化其神秘色彩，也堵住了沈墨进一步“帮忙”查探的由头。毕竟，锦衣卫内部军官之间有些私下的银钱往来，虽不合明面规矩，却也并不罕见，只要不涉及敏感，通常上官也会睁只眼闭只眼。
沈墨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不再多言，躬身道：“那卑职先告退了。杜经历好生歇息。”
他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厢房里重归寂静，只有那靛蓝色的包袱，沉默地躺在书案一角，在昏黄的光线下，像一个突兀的、带着问号的谜团。
我没有立刻去动它。依旧坐在椅中，慢慢喝着那杯冷茶，任凭冰凉苦涩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丝清醒的刺痛。目光却如最冷静的解剖刀，将那包袱的每一寸细节都反复审视。粗布的颜色、纹理，包裹的棱角，绳结的系法没有任何标记，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就像南京城里任何一家杂货铺都能买到的、最普通的包袱皮。
！但送它来的人，绝不普通。
过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直到确认沈墨已经走远，门外廊下也再无任何异常动静，我才缓缓放下早已空了的茶杯，站起身。右腿传来一阵僵痛，我扶着桌沿，挪到书案后。没有点灯，就着窗外最后一点惨淡的天光，伸出手，解开了那个包袱。
粗布散开，露出里面的东西。最上面是几包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干货，看形状像是北地的蘑菇、木耳之类。下面垫着几张硝制好的、品相普通的灰鼠皮。而在干货和皮货之间，躺着一个深青色、没有任何纹饰的锦囊，鼓鼓囊囊。
我拿起锦囊，入手沉甸甸的。解开抽绳，将里面的东西倒在书案上。
是银子。但不是散碎银两，而是整整十锭官铸的雪花银，每锭约莫五两，银光闪闪，在昏暗的光线下流转着冰冷而诱人的光泽。五十两。对于我这个“闲职经历”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支撑大半年的用度（如果不算额外打点、药费）。但在官场，在那些真正的巨贾豪绅眼里，又算不上什么惊天巨款。恰到好处，既能解困，又不至于惹人眼红。
银子下面，还垫着一张对折起来的、质地较好的棉纸。我展开棉纸，上面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行用略显拘谨、但笔画清晰的楷书写的话：
“闻兄南下调治，用度或有不便。些微心意，聊佐药石之资。江南地湿，望善自珍摄，以待天时。知名不具。”
字迹是刻意端正的楷书，看不出书写者的个人风格，甚至墨色也均匀得像是拓印上去的。“知名不具”，与骆养性那封信的结尾一模一样。但语气、用词，却与骆养性那封透着上位者矜持与掌控的信截然不同。这封信的语气更平和，更恳切，更像是一位真正关心你处境、又不想给你带来压力的“朋友”的口吻。尤其是“以待天时”四个字，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近乎鼓励的暗示。
是谁？谁会在骆养性之后，用这种方式，给我送钱，还留下这样一封信？
我拿起一锭银子，入手冰冷沉实，翻过来看底部的官铸戳记。是“崇祯元年 南京宝源局”的印记。银子成色很足，边沿整齐，是标准的官银。崇祯元年的官银，距离现在（崇祯五年）不过四年，是相对“新鲜”的官银，在市面上流通也算常见。但这恰恰更麻烦——因为太常见，反而更难追查具体来源。南京宝源局铸造的官银，流向复杂，可以是官俸，可以是军饷，也可以是任何通过官方渠道流出的款项。
我又仔细检查了那张棉纸，对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看是否有水印、暗记，甚至用指尖轻轻摩挲纸面，感受是否有凹凸。没有。纸是南京本地常见的上好棉纸，墨是普通的松烟墨。除了那行字，再无任何信息。
我将银子和信纸重新装回锦囊，系好。然后，将那些干货和皮货也重新包好。右腿的阴痛在久站和紧张的精神集中后，变得更加清晰，我坐回椅中，将锦囊握在手中，感受着那沉甸甸的、冰冷却又仿佛带着一丝诡异温度的分量。
五十两银子，一封语焉不详的信。
是“船锚”背后势力的拉拢？想用钱堵我的嘴，或者收买我？不像。如果是他们，应该更清楚，我和他们之间是血仇，不是钱能解决的。而且，他们既然能对我下杀手，没必要多此一举。
是徐镇业？他用这种方式给我“补贴”，以示“体恤”，同时也在监控这笔钱的用途？可能性有，但不大。徐镇业要施恩，完全可以通过沈墨，用更“官方”或更隐蔽的方式进行，不必用这种藏头露尾、容易引起猜疑的方式。
是王太医那条线上的人？是看到了我的玉饰信号，用这种方式回应，并给我提供一定的行动资金？“以待天时”似乎有点这个意思。但王太医远在京师，他的弟弟在南京太医院，是否有能力、有胆量做这样的事？
还是南京城内，另一股我尚未知晓的势力，看到了我这个“北镇抚司来的伤号”可能存在的“价值”，进行的提前投资或试探？
无数个念头在脑海中碰撞，却没有一个能确证。这突如其来的“横财”，没有带来丝毫欣喜，反而像一块烧红的炭，握在手里，烫得心生警惕，却又不能轻易丢弃。
我不能用这笔钱。至少，不能明目张胆地用。沈墨知道这笔“馈赠”的存在，徐镇业很可能也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中。如果我突然开始大手大脚，或者用这笔钱去做些什么，立刻就会引来更多的关注和猜忌。
但五十两银子，对于如今几乎身无分文、困守愁城的我来说，又确实是一个难以忽视的诱惑。它可以让我用上更好的药材，可以让我在必要时打点一些关节，甚至可以为我可能的“外出”或“行动”，提供最基础的支撑。
我缓缓将锦囊揣入怀中，贴着内袋放好。冰冷的银锭隔着衣物，硌在胸膛上，带来一种沉甸甸的、充满矛盾的存在感。
窗外，最后一丝天光也终于被夜幕吞噬。经历司后院的灯笼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透窗而入，却驱不散满室的阴冷与更深沉的迷雾。
右腿的疼痛，在寂静和寒冷的夜色中，固执地提醒着我的脆弱和局限。而怀中那冰冷的五十两银子，却又像一柄没有刀柄的双刃剑，既可能割伤自己，也可能在绝境中，劈开一条生路。
我闭上眼，指尖无意识地隔着衣物，触碰着怀中那坚硬的轮廓。
“以待天时” 我低声重复着信上的这四个字。
天时何时会到？在这之前，我该如何守住这柄不知是福是祸的“双刃剑”，又该如何让自己，配得上那可能到来的“天时”？
夜色，如冰冷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我和这间厢房，连同那五十两沉默的银子，一同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