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清晨五点半。
吴普同醒了。天已经蒙蒙亮，夏日的晨光来得早，透过薄薄的窗帘，把房间染成一种朦胧的灰蓝色。他没有立刻起床，而是躺在那里，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马雪艳均匀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今天是去卫生纸厂试工的日子。
三天前，马雪艳下班回来说，她厂里一个同事的亲戚在西郊卫生纸厂当车间主任，那里缺人手，问他要不要去试试。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大卷的卫生纸分切成小卷，按件计酬，多劳多得。
“至少比铜丝厂安全。”马雪艳当时说。
吴普同答应了。他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娇气”。尽管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份纯粹的体力活，和他学了四年的动物科学八竿子打不着。
他在床上又躺了几分钟，然后轻轻起身，尽量不吵醒马雪艳。但她还是醒了，睡眠很浅。
“要走了？”她问，声音带着困意。
“还早，你再睡会儿。”
马雪艳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我起来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我自己来。”
但她已经下床了。吴普同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口，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是感激，也是愧疚。结婚两年多，她跟着他，没享过什么福，反而要为他担心，为他奔波。
他穿上衣服。还是那套深色的长裤和衬衫，洗得有些发白了，但干净。他特意选了深色，耐脏。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口罩——普通的纱布口罩，洗过很多次，纱布已经变薄了。马雪艳昨天特意去药店买了两个新的，但他舍不得用，想着今天只是试工，不一定能留下，先用旧的。
厨房里，马雪艳在热粥。昨天剩下的粥，加水再煮开，稠稠的。她又煎了个鸡蛋——家里最后一个鸡蛋，金黄色的蛋黄在锅里“滋滋”响。
“今天试工，吃个鸡蛋，有力气。”她说。
吴普同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鸡蛋本来是她准备今天中午带饭吃的。他们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
吃完早饭，六点。吴普同检查要带的东西：水杯，饭盒（里面装着馒头和咸菜），备用手套，还有那个旧口罩。他推着自行车下楼——还是那辆黑色的永久二八，车把有些锈了，但还算结实。
清晨的保定街道很安静。偶尔有早起的老人提着鸟笼遛弯，有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声音。空气很清新，带着露水的湿意。他骑上车，朝着西郊的方向去。
西郊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近，骑了将近五十分钟。越往西骑，楼房越少，平房和厂房越多。路也变得不太好，有些路段坑坑洼洼的，自行车颠簸得厉害。
七点差十分，他到了卫生纸厂。
厂子不大，在一个巷子尽头。灰色的围墙，锈迹斑斑的铁门，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保定市西郊卫生纸厂”，字迹已经斑驳了。厂区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嗡嗡”的，持续不断。
吴普同停好车，走进厂门。门卫室有个老头在喝茶，看见他，探出头：“找谁？”
“我来试工的，找王主任。”吴普同说。
“哦，小王介绍的。”老头上下打量他，“往前走，第二排厂房，左边第一个门。”
“谢谢。”
吴普同按照指示往前走。厂区不大，但很杂乱。空地上堆着各种原材料——成捆的废纸、回收的纸箱，还有一些他说不上来的东西。空气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像是纸张发霉的味道，又掺杂着某种化学制剂的气味。
第二排厂房是栋红砖平房，窗户很小，玻璃上糊着一层厚厚的灰。他推开左边第一个门。
热浪和噪音一起扑出来。
车间里比外面热至少十度。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那是种低沉、持续的声音，钻进耳朵里，让人头皮发麻。车间很大，但很昏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灯吊在高高的房梁上。空气中漂浮着细密的粉尘，在灯光下形成一道道可见的光柱。
吴普同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会儿。然后他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大约四十多岁，个子不高，很瘦，脸上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你是吴普同？”男人问，声音很大，要盖过机器的噪音。
“是。”
“我是王主任。”男人说，没伸手，“小王介绍的吧？跟我来。”
吴普同跟着他往里走。车间里排列着十几台机器，每台机器前都站着一两个工人。机器在运转，大卷的卫生纸在滚轴上转动，被切割成小卷，然后滚落到下面的筐里。工人们动作很快，把切好的小卷拿出来，检查，码放，再把新的大卷装上去。
粉尘很大。即使戴着口罩，吴普同也能感觉到细小的颗粒钻进鼻腔。他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王主任回头看了他一眼：“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习惯就好。”
他们走到车间最里面的一台机器前。这台机器看起来比其他的旧一些，油漆剥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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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用这台。”王主任说，“很简单，看着。”
他示范了一遍：把直径半米多的大卷卫生纸抬到机器上，对准位置，按下启动按钮。机器开始运转，刀片落下，把大卷切成标准的小卷。切好的小卷滚落出来，他快速检查——主要是看有没有切歪，有没有破损，然后把合格的产品码放到旁边的纸箱里。
“就这么简单。”王主任说，“一小时能切多少，看你手快不快。计件的，一卷一分钱。”
吴普同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分钱一卷，要切一百卷才有一块钱。一天工作八小时，就算不停手，能切多少？
“这台机器老一点，有时候会卡纸。”王主任补充道，“卡住了就关机器，清理干净再开。注意安全，手别往刀片那儿伸。”
“知道了。”
王主任又看了他一眼：“口罩戴好，这粉尘对身体不好。中午休息一小时，那边有水房，可以热饭。厕所在外面。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那开始吧。下午下班前找我，看今天切了多少，给你结账。”
王主任走了。吴普同一个人站在机器前。
他戴上手套——普通的棉线手套，已经磨得有些破了。又戴上那个旧口罩，系紧。然后他深吸一口气，虽然吸进来的空气里满是粉尘。
开始工作。
第一件事是把旁边堆着的大卷卫生纸抬到机器上。大卷很重，每个至少有二三十公斤。他试了试，有些吃力，但还是抬上去了。对准位置，按下启动按钮。
机器“轰”的一声开始运转。刀片落下，“唰”的一声，干净利落地把大卷切成小卷。切好的小卷从出口滚出来，他赶紧去接，码放。
一开始很慢。他不熟悉，动作生疏，经常手忙脚乱。码放的时候也不整齐，东倒西歪的。而且机器确实老了，运转起来声音特别大，震得他耳朵嗡嗡响。
干了半个小时，他已经出汗了。车间里很热，机器运转产生热量，加上八月本来就是盛夏，温度至少三十五六度。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刺得生疼。他想擦，但手上戴着手套，沾满了纸屑和灰尘。
他停下来，用胳膊蹭了蹭额头。胳膊上立刻沾了一层汗水和粉尘混合的污渍。
继续干。
渐渐地，他找到了一点节奏。抬大卷，对准，启动，接小卷，检查，码放。动作越来越熟练，速度也快了一些。但粉尘也越来越难以忍受。口罩很快就被呼出的热气打湿了，黏糊糊地贴在脸上。粉尘透过纱布的缝隙钻进来，他感觉鼻腔里、喉咙里都是那种细小的颗粒，痒痒的，想咳嗽。
他忍住了。不能停，停下来就少切一卷，少赚一分钱。
上午九点，车间里的温度更高了。吴普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口罩也湿透了，呼吸变得困难。他不得不时不时拉下口罩透口气，但一吸气，更多的粉尘涌进肺里，引发一阵剧烈的咳嗽。
旁边的工人都见怪不怪。他们也都戴着口罩，但看起来已经习惯了，动作熟练而麻木。没有人说话——说话要很大声才能听见，而且说话会吸入更多粉尘。大家就这么沉默地干着活，像一群在粉尘中劳作的影子。
十点左右，机器卡住了。
吴普同正把一个大卷抬上去，按下启动按钮，刀片落下，但只切了一半就停住了。机器发出“嘎嘎”的怪响，然后彻底不动了。
他慌了。按照王主任说的，先关掉电源。然后检查哪里出了问题。是大卷没放正，卡在了刀片和滚轴之间。他试着用手去拉，但卡得很紧。又去找工具——旁边有个小铁棍，他试着撬，但不敢太用力，怕把纸卷弄破。
弄了十几分钟，满头大汗，还是没弄出来。
“让开。”
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吴普同抬头，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脸上皱纹很深，口罩戴得严严实实。
老师傅看了看情况，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扳手，这里敲敲，那里撬撬，三下两下就把卡住的纸卷弄出来了。
“新手吧？”老师傅问，声音沙哑。
“第一天来。”
“这机器老，放卷的时候要对准，差一点都不行。”老师傅说，“下次注意。”
“谢谢。”
老师傅摆摆手，回到自己的机器前去了。
吴普同重新启动机器。这次他仔细对准，确认没问题了才按下按钮。机器正常运转起来。
他松了口气，但心里沉甸甸的。就这么一个小故障，耽误了将近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少切了多少卷？少赚了多少钱？
他不敢细算，继续干活。
中午十二点，休息的铃声响了。
机器陆续停下来。工人们摘下口罩，露出疲惫的脸。大家沉默地走出车间，走向水房。
吴普同也摘了口罩。纱布已经完全湿透了，变成深灰色，上面沾满了纸屑和灰尘。他感觉脸被闷得发红发痒，呼吸却一下子顺畅了许多——虽然空气里还是满是粉尘。
他走到水房。那是个简陋的小房间，有个水槽，一个烧开水的铁炉子。几个工人在排队接热水泡面，有的在啃自己带的馒头咸菜。
吴普同找了个角落坐下，拿出饭盒。馒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他就着咸菜吃，吃得很慢，没什么胃口。喉咙里还是痒，想咳嗽，他忍着，喝了几口水。
水是自来水，有股漂白粉的味道。但他顾不上了，太渴了。
旁边的工人在聊天，声音不大，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今天切了多少？”
“没数，估计五六百吧。”
“可以啊，老李手就是快。”
“快什么，机器老卡，耽误事。”
“你那台还算好的，我那台才叫破，刀片都不利了……”
吴普同默默地听着。五六百卷，也就是五六块钱。一天八小时，五六块钱。一个月干满三十天，不休息，也就一百五六。还不如在铜丝厂，虽然危险，但一天能有三十多。
他心里涌起一阵绝望。
但他没表现出来。吃完馒头，他把饭盒收好，又去接了杯水。然后走到车间外面，想透透气。
外面也很热，但至少空气新鲜些。他站在树荫下，看着厂区里来来往往的人。有运原料的货车开进来，扬起一片尘土。有工人推着满载成品的小车往仓库去。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就是生活。他想。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份工作喜不喜欢，适不适合，只是需要一份收入，于是就来了，一天一天地干下去。
他想起父亲吴建军。父亲在北京工地打工，环境比这里好吗？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高空作业，烈日暴晒，钢筋水泥。但父亲从来没抱怨过，每次打电话回家，都说“挺好，别担心”。
为什么他就做不到？
因为他读了大学？因为他曾经有过不一样的期待？
还是因为他本质上就是“娇气”？
他不知道。
休息时间很快过去了。铃声响了，工人们陆续回到车间。
下午的工作更难熬。
温度更高了，车间像个蒸笼。吴普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了一层白色的盐渍。口罩换了另一个——马雪艳买的新口罩，但他舍不得用太久，戴了一个小时就又换回旧的。旧的已经完全不能用了，但他还是戴着，总比没有强。
粉尘无孔不入。他的头发里，耳朵里，脖子里，都是细小的纸屑。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颗粒在鼻腔里摩擦。咳嗽越来越频繁，每次咳嗽都震得胸口疼。
手臂也开始酸疼。抬大卷是个体力活，每个二三十公斤，一天要抬几十次。他的手臂肌肉在颤抖，手指因为一直戴着手套，被汗水泡得发白起皱。
但他不敢停。停下来的每一分钟，都是钱。
下午三点，是最难熬的时候。困意袭来，眼皮沉重。车间的噪音变成了单调的背景音，听得人昏昏欲睡。他强打精神，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抬，放，启动，接，码放。
有那么一瞬间，他走神了。想起大学时的实验室。干净，整洁，有空调。穿着白大褂，操作着精密的仪器，记录数据，分析结果。那是他曾经想象的未来。
现实是，他站在粉尘弥漫的车间里，搬运着卫生纸卷，呼吸着满是颗粒的空气。
他摇摇头，把那些念头赶走。想那些没用，眼前的现实才是要面对的。
下午四点，机器又卡了一次。这次他有了经验，很快就处理好了。但处理的时候，手上沾满了纸屑和油污，黑乎乎的一片。他想洗，但没时间，只能随便在衣服上擦擦，继续干活。
时间一点点过去。窗外的光线渐渐变暗，但车间里感觉不到，因为本来就昏暗。只有墙上的挂钟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五点半，下班的铃声响了。
机器陆续停下来。工人们摘下口罩，露出疲惫而麻木的脸。没有人说话，大家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下班。
吴普同也停下机器。他看了看自己今天的工作成果——旁边堆着十几个纸箱，里面都是切好的小卷。他没数有多少，但感觉应该不少。
他摘下手套。手已经被汗水泡得发白，掌心磨出了两个水泡，有一个已经破了，露出红色的嫩肉，碰一下就疼。手指上全是纸屑，嵌进皮肤纹理里，洗都洗不掉。
摘下口罩。脸上勒出深深的印子，鼻子和嘴巴周围一圈红红的，痒得难受。他用手抹了把脸，手上立刻沾了一层灰白色的粉尘。
他走到王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也很简陋，一张旧桌子，几把椅子，墙上贴着生产计划和值班表。
王主任正在算账，看见他，抬起头：“干完了？”
“嗯。”
“切了多少？”王主任问，拿出一本记录本。
“我没数。”
王主任站起来：“我去看看。”
两人回到车间那台机器前。王主任粗略数了数纸箱里的卷数，又看了看机器上的计数器——老机器，计数器不太准，但大概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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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七百卷。”王主任说，“第一天，算不错了。”
七百卷，七块钱。
王主任从口袋里掏出钱，数了七张一块的，递给吴普同：“给，今天的工钱。”
吴普同接过钱。纸币皱巴巴的，沾着不知是谁的汗渍和污渍。他捏在手里，感觉轻飘飘的，但又沉甸甸的——这是一天八小时的劳动换来的。
“明天还来吗？”王主任问。
吴普同犹豫了一下：“我……明天给您答复。”
“行。”王主任没多问，“想来就来，早上七点，别迟到。”
“谢谢王主任。”
吴普同转身离开车间。走出厂房的那一刻，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夏日的热气，但比起车间里，已经算是凉爽了。他深吸一口气，虽然空气里还有粉尘的味道，但至少清新了许多。
他去水房，想洗把脸。水龙头流出的水很凉，他捧起来泼在脸上。水混着脸上的粉尘，变成灰黑色的泥浆流下来。他洗了好几把，还是觉得没洗干净。脸上、脖子上，都黏糊糊的，沾满了纸屑和灰尘。
最后，他放弃了。用袖子擦了擦脸，走出水房。
推着自行车走出厂门时，门卫老头看见他，笑了：“第一天吧？”
“嗯。”
“看你这一身。”老头指指他的头发和衣服。
吴普同低头看自己。头发是灰白色的，沾满了纸屑。衣服也是，深色的布料上明显能看到一层白色的粉尘。肩膀上、袖子上、裤腿上，到处都是。
他苦笑着摇摇头，骑上车。
回家的路显得特别漫长。身体很累，手臂酸疼，腰也疼。脸上被口罩勒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痒。喉咙里还是难受，想咳嗽，他忍着，一下一下地蹬着车。
街上的人多了起来，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小孩，摆摊的小贩。喧闹声、车铃声、叫卖声，混成一片。
吴普同觉得自己像个幽灵，穿梭在这些充满生机的人群中，却感觉不到丝毫活力。他满身粉尘，疲惫不堪，口袋里装着七块钱——一天的血汗。
骑到家时，已经七点多了。
他停好车，走上四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虽然知道拍不干净，但还是拍了。然后才拿出钥匙开门。
马雪艳已经回来了，正在做饭。听见开门声，她回过头：“回来了？”
看见吴普同的样子，她愣住了。
吴普同站在门口，他整个人像是从面粉堆里滚出来的。头发是白的，肩膀是白的，衣服上厚厚一层灰白色的粉尘。脸上还有没洗干净的污渍，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粉尘刺激的，还是疲惫。
“你……”马雪艳放下锅铲，走过来。
“没事。”吴普同说，声音沙哑，“就是脏。”
“快去洗洗。”马雪艳说，声音里有心疼，“热水我已经烧好了。”
吴普同走进卫生间。镜子里的人狼狈不堪，他几乎认不出自己。他脱掉衣服——衣服一抖，扬起一片粉尘。然后打开淋浴，热水冲下来。
洗了很久。热水冲走了疲惫，也冲走了灰尘。但有些东西冲不掉——手指缝里的纸屑，嵌在皮肤纹理里，要用力抠才能抠出来。脸上被口罩勒过的地方，起了细小的红疹，一碰就痒。
他洗了头，洗了两遍，洗发水的泡沫都是灰色的。洗了澡，身上搓下来的泥也是灰色的。
洗完出来，换上干净衣服，感觉整个人轻了好几斤。
马雪艳已经把饭做好了。简单的两个菜：炒白菜，西红柿鸡蛋汤。饭桌上，两人面对面坐着。
“今天怎么样？”马雪艳问，给他盛了碗汤。
吴普同喝了一口汤。热汤下肚，舒服了一些。
“还行。”他说，“就是粉尘大。”
“工作累吗？”
“还行。”他重复道，“一天切了七百卷。”
“七百卷……”马雪艳在心里算了算，“七块钱？”
“嗯。”
两人沉默了。七块钱，在2006年的保定，能买什么？三斤大米，或者两斤猪肉，或者马雪艳厂里食堂的两顿午饭。
“明天……”马雪艳试探着问，“还去吗？”
吴普同放下碗。他看着桌上的菜，看着马雪艳关切的脸，看着这个简陋但整洁的家。然后他说：“明天不去了。”
马雪艳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不是吃不了苦。”吴普同继续说，声音很平静，“如果只有这条路，我也能干下去。但我觉得……不该是这样。”
他顿了顿，组织着语言：“在铜丝厂，我怕的是危险。在纸厂，我不怕危险，但怕……怕自己习惯了。怕自己一天天站在那里，切着卫生纸，吸着粉尘，数着一分一分的钱，然后十年过去了，我还是在那里，切着卫生纸，吸着粉尘。”
马雪艳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刚洗过澡，皮肤发皱。
“我读了四年大学。”吴普同说，声音有点颤，“不是为了这个。”
“我知道。”马雪艳轻声说。
“但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吴普同苦笑，“招聘信息看了那么多，没有合适的。去面试，人家嫌我没经验。去做体力活，我又……不甘心。”
“会找到的。”马雪艳说，“总会有转机。”
“转机在哪？”吴普同问，不是问她，是问自己，问命运。
马雪艳没有回答。她也不知道答案。她只是握紧他的手，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不管怎样，我在这里。
两人静静地吃饭。吃完饭，吴普同要去洗碗，马雪艳说：“我来吧，你累了。”
吴普同没坚持。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夜色中的保定，灯火点点。远处有霓虹灯闪烁，那是商场、饭店、娱乐场所。那些地方，离他很远。
他想起今天在纸厂看到的那些工人。他们中有多少人，曾经也有过梦想？有多少人，曾经也想过“不该是这样”？但生活推着他们往前走，走到了那里，然后一天天，一年年。
他会成为他们吗？
他不知道。
马雪艳洗好碗，走过来，站在他身边。
“周六招聘会，我陪你去。”她说。
“嗯。”
“这次好好看看，别着急。”马雪艳说，“找个真正适合你的。”
吴普同点点头。但他心里清楚，所谓的“适合”，在现实面前，往往要打折扣。也许最终，他还是得妥协，去做一份不那么“适合”但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但至少，不是今天。不是卫生纸厂。
他转过身，抱住马雪艳。抱得很紧，好像要从她身上汲取一些力量。
“谢谢你。”他说。
“谢什么。”马雪艳轻拍他的背，“我们是夫妻啊。”
窗外，夜色深沉。明天太阳还会升起，他还要继续找，继续试。
但今晚，至少今晚，他可以暂时放下那些焦虑和迷茫，在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和妻子相拥，感受一点点的温暖和安稳。
这就够了。至少现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