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松原路
客车碾着积雪，在松原路的路口停下时，林小满的围巾上已经凝了一层白霜。
她是瞒着导师回来的。长春的课题做到一半，师哥发来消息，说老家的社工站快撑不下去了。站长是她的启蒙老师，姓陈，退休后一头扎进这片盐堿地，硬是建起了松原第一家专注留守儿童的社工站。
推开车门，寒风裹着雪沫子往脖子里钻。林小满踩着没脚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往社工站走。记忆里刷着蓝漆的小平房，如今墙皮剥落大半，门口的宣传栏玻璃裂了道缝，用透明胶带粘着，上面的“留守儿童心理疏导小组”字样，被雪水浸得发皱。
“小满？”
屋里传来熟悉的声音，陈站长从一堆文档袋里抬起头，老花镜滑到鼻尖。他比视频里看着更瘦，头发白得象门口的雪，手指关节肿着，正往暖壶里灌开水。
“陈叔，”林小满放下背包，鼻尖发酸，“您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陈站长摆摆手，拉她坐下，暖壶塞子“噗”地响了一声。“走了两个社工，都是年轻人，熬不住。”他叹口气，从抽屉里摸出一遝登记表，“你看，这是咱们片区的孩子，有的爸妈出去打工，四五年没回来，有的跟着爷爷奶奶，连作业都没人辅导。”
登记表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林小满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一个名字——王乐乐。
这个名字，她记得。
三年前她来实习，王乐乐还是个躲在奶奶身后的小不点，不爱说话，手里总攥着一个破布缝的小兔子。林小满带他画画，教他写名字，临走那天，他把小兔子塞给她，红着脸说：“姐姐，你要回来看我。”
“乐乐现在怎么样了？”林小满攥紧登记表。
“唉，”陈站长的声音沉下去，“他爸去年在工地摔断了腿，他妈跟人跑了。这孩子，现在更不爱说话了，放学就往芦苇荡里钻，谁叫都不出来。”
林小满的心揪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她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去了村小。雪还在下，操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孩子在堆雪人。她拦住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问王乐乐在哪。
小姑娘指了指芦苇荡的方向：“他又去看他的兔子了。”
芦苇荡在村子东头，积雪没到膝盖，寒风刮得芦苇秆“呜呜”响。林小满深一脚浅一脚往里走，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蹲在一棵歪脖子柳树下，怀里抱着什么。
“乐乐？”
那身影猛地一颤，转过头来。是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脸冻得通红，嘴唇干裂，眼睛里带着警剔，像只受惊的小兽。他怀里抱着的，是一个比三年前更破的布兔子，耳朵掉了一只。
“我是林小满，”她放缓声音，慢慢蹲下，“还记得吗？三年前，教你画小兔子的姐姐。”
王乐乐的眼睛动了动，没说话，只是把布兔子抱得更紧了。
林小满没再逼他，只是陪着他蹲在雪地里。雪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无声无息。过了好久，王乐乐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象砂纸摩擦：“姐姐，兔子的耳朵，还能缝好吗？”
林小满的心一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能，姐姐帮你缝。”
那天下午，在社工站的小屋里，林小满找了针线，仔细缝补着布兔子的耳朵。王乐乐坐在旁边，安静地看着，夕阳通过窗户，在他脸上投下淡淡的光影。
“乐乐，为什么总来芦苇荡？”林小满轻声问。
“我爸说，等雪化了，他就回来了。”王乐乐的声音很低，“我在这里等，能第一个看见他。”
林小满的眼框湿了。她想起陈站长说的，他爸的腿恢复得不好，怕是开春也回不来。
她没有戳破这个谎言，只是说：“那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接下来的日子，林小满成了社工站的“临时社工”。她给孩子们辅导作业，带他们做游戏，组织心理疏导小组。王乐乐还是不爱说话，但总会默默跟在她身后，她走哪，他跟哪。
雪渐渐停了，太阳出来的时候，松原路的积雪开始融化，露出黑褐色的土地。
这天，林小满接到导师的电话，催她回长春，说课题到了关键阶段。
她看着窗外，王乐乐正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踢毽子，布兔子挂在脖子上，耳朵缝得整整齐齐。
挂了电话，她去找陈站长。
“陈叔，”她笑着说，“我跟导师申请了，把课题调研点设在松原。以后，我就是社工站的常驻社工了。”
陈站长愣住了，随即，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他拍了拍林小满的肩膀，半天说不出话来。
夕阳西下，馀晖洒在社工站的蓝墙上，象是重新刷了一层漆。王乐乐跑过来，手里攥着一朵冻得半僵的小野花，递到林小满面前。
“姐姐，送给你。”
林小满接过花，鼻尖发酸，却笑着说：“真好看。”
雪落松原路，寒风依旧凛冽，但春天，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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