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手手搭着，腿盘坐的方式，围成一个大圈。】
七月的午后，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晒得柏油路面升起扭曲的热浪。我和母亲站在城乡结合部的路口，身后是刚下客的公交车扬起的尘土。
母亲皱着眉，手里紧攥着一个老旧的钱包，目光在两条路之间逡巡。一条是宽阔但绕远的大路，步行回家要五十分钟；另一条是穿过一片待拆迁区域的捷径，据说二三十分钟就能到，但小路蜿蜒，环境杂乱。
“打车吧，妈，这天太热了。”我看着汗珠从她花白的鬓角滑落，忍不住开口。我知道，她在算账——打车要三十几块，够买好几斤菜了。
她脚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看起来沉甸甸的。她刚才从老家亲戚那儿拿来的，说是些旧物。我猜里面可能是给孙子的旧衣服、鞋子，或者是一些土产吃食。她犹豫着，既不想花钱打车，又似乎对扛着这么重的东西走那么远的路感到力不从心。
“要不……就走小路吧，能省点是点。”她喃喃道，弯腰想去提那个袋子，身体因用力而微微晃动。
我心里一阵发酸，夹杂着一点点难以名状的烦躁。这种深入到骨子里的、有时甚至不顾身体状况的节省，让我既心疼又无奈。“先把东西拿下来，我看看。”我说着，伸手去接。袋子比想象中还重，勒得手生疼。我想，大不了我扛一段。
就在这琐碎的、令人疲惫的纠结中，一段被尘封的记忆，如同鬼魅般，猛地撞开了意识的闸门。
三年前，韩国。
那不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舞台，而是一座披着“海外训练基地”外衣的囚笼。我们一行十几个年轻人，怀揣着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憧憬而来，却被投入了日夜不休的残酷训练。更令人绝望的是，那个本地教练团队，他们压榨我们，却从不给我们真正上场立功的机会。我们像是被圈养的影子，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衬托他们的“嫡系”。
他们不想让我们赢，甚至害怕我们赢。他们将我们与外界隔绝，不见记者，不接采访，对外却宣扬我们正在“刻苦封闭训练”。我们像被扔在黑窑子里，自生自灭。人权？在那高墙之内，是奢侈品。
逃跑的念头不止一次燃起，但总被更严密的看守和恐吓掐灭。直到那天，积压的怨愤终于冲破了临界点。
“我们逃出去！”不知是谁低吼了一声。这一次，没有人再犹豫。趁着守卫换班的松懈，我们像一群挣脱牢笼的困兽，冲破了那扇象征囚禁的铁门。我们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向着有光、有声音的地方狂奔，仿佛奔向一个未知的“深渊”。
命运弄人，我们竟一头撞进了一个正在进行的赛后采访现场——正是那个压制我们的团队，他们在赢得了一场无关紧要的内部赛后，正对着镜头洋洋得意。台下，簇拥着不少记者，其中一些华裔面孔，本该让我们感到亲切，但他们脸上那种与胜利者同调的、近乎谄媚的骄傲，刺痛了我们的眼睛。他们似乎早已忘了根在哪里，以融入这片土地为荣。
那一刻，疯狂的念头支配了我们。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跳！”
我们十几个人，手紧紧扣在一起，围成一个圆圈，如同某种绝望的仪式。然后，我们从不算太高的采访台边缘，纵身跃下。
不是求死，是为了求生，为了发出声音。
下坠的时间很短，却又被拉得无限长。我们并没有直接砸在坚硬的地面上，而是落在了台下那群“骄傲的人”身上。混乱中，我们像一条受惊后盘绕起来的蛇，身体蜷缩，紧紧靠拢，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之间。那一刻，世界被隔绝在外，我们变得很小，很挤，仿佛这样就能抵御所有的伤害和恐惧。
这段记忆，如今回想起来，像一部褪色的、镜头摇晃的老电影，许多细节已经模糊，只剩下那种窒息的压迫感和破釜沉舟的决绝。
混乱中，我抬起头，视线锁定了那个被惊呆的主持人手中长长的、象征胜利与话语权的杆式话筒——黑白相间的颜色，冰冷而醒目。在那人反应过来之前，我猛地扑过去，一把抢了过来！它很沉，握在手里，像一件武器。
他们反应过来，想要冲上来抢夺，阻止我们发声。
但已经晚了。
我紧紧攥着那个冰冷的话筒，将它对准自己的嘴，也对准周围那些惊愕的、试图靠近的镜头。我知道，这是实时直播，全世界（至少是关注这场比赛的世界）都能看到。
“我们是中国国家队的队员！”我的声音因激动而嘶哑，却用尽了全身力气嘶喊出来，“我们不是来受虐的！不是来被囚禁的！他们剥夺我们的训练成果，剥夺我们比赛的机会，剥夺我们的人权！这一切都是谎言！”
镜头背后，是无数双错愕的眼睛。我们这群衣衫不整、状若疯癫的年轻人，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撕开了那层温情的伪装，将背后的黑暗勾当暴露在阳光之下。
……
“走吧，儿子，发什么呆呢？”母亲的声音将我从那片冰冷而炽热的回忆中拉回现实。
她最终还是决定走那条捷径。她扛起了那个沉重的编织袋，脚步有些蹒跚，但背影却透着一股韧劲。
我快步跟上，从她肩上接过袋子。这一次，她没有再拒绝。
阳光依旧灼热，前方的拆迁区显得破败而安静。现实的困窘与遥远的记忆奇异地重叠在一起。一个是为了几十块钱和半小时路程的纠结，一个是为了自由与尊严的纵身一跃。它们同样沉重，同样烙印在生命里。
我扛着袋子，走在母亲身边，那段在韩国的“深渊”之旅，仿佛就藏在这沉甸甸的重量里，提醒着我，有些东西，再重，也要扛起来，再难，也要走过去。
记忆里那群人叠罗汉般砸向采访台的失重感还没完全消散，我的双脚却已经踏在了这片干裂、贫瘠的土地上。
我被“安排”到了这个地图上需要放大好几次才能找到的小山村支教。通知下来时，我有些懵。我明明是通过了正经考试，拿到了那个许多人艳羡的“编制”的人。电话那头，负责人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年轻人，要沉得住气。基层锻炼是宝贵的经历，不要急，先在那里待着，未来机会多的是。”
未来是多久？我不确定。是在这里扎下根，像村口那棵老槐树一样，守着这片土地直到退休？还是仅仅待个两三年，积累一份所谓的“资历”，然后想办法调回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大城市？这两种可能性像两条岔路，在我脑海里模糊地延伸，看不到尽头。
更让我心头蒙上阴影的，是负责人那有意无意、隐晦的“提醒”。他搓着手指，眼神飘忽：“哎呀，小陈啊，咱们这里条件艰苦，经费也紧张。这个工资待遇嘛……有时候可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甚至……需要你们有一点奉献精神，理解一下，算是为教育事业无偿贡献了。”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也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多。”
义务？免费？无偿奉献？
这几个词像冰冷的针，刺在我刚刚因为拿到编制而有些温热的心上。凭什么？我寒窗苦读，过关斩将，不是为了来这里当免费劳动力的！那股在三年前韩国时就涌动过的不平之气，又开始在胸腔里隐隐发酵。
初到村里时，我是带着强烈不满的。低矮的土坯房，崎岖泥泞的小路，夜晚只有零星的灯火，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泥土混合的气息。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所熟悉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直到我走进那间唯一充当教室的、窗户糊着旧报纸的土屋。
只有七个孩子。零零散散地坐在破旧的课桌后，像几株在石缝里顽强生长的小草。他们的眼睛，出乎意料地，亮得惊人。那是没有被网络游戏、繁重课业和城市浮尘遮蔽过的清澈，像山里的泉水。小脸因为常年的日晒和风吹，泛着健康的黢黑，带着高原红，像秋收后的土地。
我站在那块斑驳的黑板前，还没开口，一个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羊角辫的小女孩，怯生生地举起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老师……我娘煮的洋芋（土豆），给你吃。”
那一刻，所有关于城市繁华的留恋，关于工资待遇的愤懑，关于未来不确定的焦虑，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住，然后，在那纯真无邪的目光里，一点点软化、消散。
于心不忍。
好吧，就教他们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些是真正的，生长在泥土里的，祖国的花朵。他们或许衣衫褴褛，或许连县城都没去过，但他们的眼睛里，有星辰。
但，免费？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暗暗咬牙。我不是圣人，我需要生存。那股来自记忆深处的执拗升腾起来——怎么能让我当免费劳动力呢？那和在韩国被压榨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换了一种更温情、更难以反抗的形式。
我在心里盘算着，像精打细算的母亲规划着有限的家用。如果……如果最后真的能发下工资来，哪怕很少。我拿出百分之八十，不，哪怕更多一点，留给这些孩子也好。给他们买些像样的文具，买几本课外书，或者只是给他们每天中午加一个鸡蛋，补充点营养。
只有个位数的学生，学习环境差得让人心酸，孩子们的家，我走访过两家，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来上学，翻山越岭，可能只是为了认识几个字，将来不至于像父辈一样，被困在这大山里，或者出去打工时连工钱都不会算。
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人”。
一撇一捺，相互支撑。
就像此刻的我，和台下这七双渴求的眼睛。也像三年前，我们那十几个人，手扣着手，纵身一跃的决绝。
历史似乎总在换着方式重演，压榨与奉献，困顿与希望，个人得失与更广阔的责任，总是纠缠不清。但这一次，我没有选择砸下高台，而是选择站在了这块摇摇欲坠的黑板前。
粉笔灰簌簌落下，像一场微小的雪。孩子们跟着我念，声音参差不齐，却格外响亮，冲破了土屋的寂静，传向外面那片广袤而沉默的山野。
我知道，另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琐碎的“抗争”与“坚守”，才刚刚开始。而这一次，我的“话筒”，是手中的粉笔，和这颗尚未完全冷却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