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萨洛尼基城的城门缓缓打开时，城内还残留着战斗的痕迹。断壁残垣间散落着弹壳，街道上偶尔能看到未清理的碎石，却已没了往日的混乱。希腊军队收复这座城市后，第一时间激活军事管制，迪米特里所在的连队被派往老城区巡逻，协助维持秩序。
每日的宵禁从日落开始执行，宪兵队分成十支小队，手持步枪在街道上往返巡查。
遇到试图趁乱劫掠的奥斯曼溃兵，或是抢夺商铺的本地暴徒，宪兵们毫不手软，当场制服后押往临时拘留所。
迪米特里跟着班长在犹太社区巡逻时，看到两名希腊士兵正试图闯入一家面包店，班长立刻上前喝止，将两人带走审讯。
短短三天，城内的暴力事件从每日数十起降至个位数，市民们逐渐放下戒备，开始配合军队的管制措施。
与此同时，希腊军的工程部队和宪兵分队同步接管了城市的关键设施。
电报局外，两名士兵守在门口，技术人员连夜检修设备，塞萨洛尼基与雅典、克里特岛的通信在次日清晨便恢复畅通。
火车站内，工程师们沿着铁轨排查故障，搬运受损部件，计划一周内恢复与南马其顿其他城市的铁路运输，为后续物资调配与兵力机动铺路。银行和市政厅由军官直接进驻，会计人员逐一清点帐目与文档，将奥斯曼时期的土地记录、税收凭证分类归档，防止重要文档遗失或被篡改。
希腊军还打开奥斯曼军粮库的大门，安排士兵和本地志愿者组成分发队伍，在广场上设立三个发放点。
无论是希腊裔、土耳其裔还是犹太裔，都能领到每日的口粮。
战俘处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是康斯坦丁国王亲自制定的一套战俘教育方案。
奥斯曼战俘构成复杂，除占多数的土耳其裔士兵外，还夹杂着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阿拉伯人等非土耳其裔穆斯林士兵，若能针对性瓦解他们的认同，将成为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关键一步。
因此，国王下令情报部门对不同族裔战俘实施“定制化宣传”，既要打破他们对“奥斯曼穆斯林”的集体认知，又要在战俘营中制造内部隔阂。
城外的空地上，工程兵们搭建起四座临时战俘营，数以万计的奥斯曼战俘被分批安置。
希腊军根据战俘的身份将其分为两类：底层士兵与低级军官被安排在南侧的两座营地，每天能领到两顿热食。清晨是麦粥配橄榄，傍晚是面包加炖豆子，同时需参与城市清理工作，搬运街道上的碎石、修复受损的房屋墙体、清理战场遗留的武器弹药，甚至还要帮助希腊人重建教堂。
上层军官则被关押在北侧的两座营地，看管极为严苛，不仅活动范围被限制在铁丝网内，每日同样需要进行两小时的体力劳动，甚至被强制剃掉像征身份的胡子。
从战俘营创建的第四天起，夜间的集体教育便成了固定安排。
情报人员根据战前收集的资料，将不同族裔的战俘分批召集到营地中央的空地上，点燃火把开展授课。
对库尔德族战俘的教育最先开始。
情报官站在火把旁，用库尔德语高声说道：“你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在高山和草原上放牧、耕种，可突厥人来了之后，夺走你们的土地，强迫你们缴纳沉重的赋税，甚至不允许你们在公共场合说库尔德语、保留自己的传统节日。他们嘴上说着‘穆斯林是一家人’，却对你们的苦难视而不见。他们压迫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对你们库尔德人同样如此。”
说着，他展开一张简易地图，用木棍指着上面标注的库尔德人聚居局域，“希腊与你们一样，都是被奥斯曼暴政压迫的民族，我们坚信每个民族都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都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台下的库尔德战俘们沉默地听着，有人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
轮到切尔克斯族战俘时，情报官换了一套更贴近他们经历的说辞。
“你们是高加索山脉上最英勇的战士，骑马射箭的本领无人能及，可因为俄国与奥斯曼的争斗，你们失去了家园，被迫背井离乡。如今还要穿着奥斯曼的军装，为突厥素檀卖命，在战场上送死，这值得吗？”他的声音通过夜色传向每一个人，“希腊从不认同这种强者欺压弱者的规则，我们相信每个民族都该有自主选择命运的权利，而不是被帝国当作棋子随意支配。”
不少切尔克斯战俘默默低下了头，眼神里多了几分思索，有人甚至轻轻点头表示认同。
面对阿拉伯裔战俘，情报官则聚焦于宗教与文化的差异。
“你们信仰伊斯兰教，虔诚地遵守教义，却说着与突厥人不同的阿拉伯语，有着自己的诗歌、历法和文化传统。突厥人以‘穆斯林共同体’为借口让你们服从，可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掠夺你们的资源，把你们的土地当作他们的战利品，压制你们的声音。”他停顿了一下，确保每个人都能听清，“希腊尊重所有信仰与文化，我们反对的不是宗教，而是用宗教掩盖的压迫与掠夺。我们希望每个民族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传承文化、发展生活。”
每场集体教育持续一个小时，情报人员会留出时间让战俘提问，耐心解答他们的疑惑，从不强迫对方接受观点，只将事实与理念清淅传递。
与此同时，针对土耳其裔底层士兵的“民族起源再教育”也在同步开展。
情报人员挑选出有一定文化、性格外向、在同伴中有影响力的年轻人，集中在单独的帐篷里授课。
迪米特里偶尔会远远看到帐篷外的火把光亮，能听到里面传来讲课声，却从未靠近参与。
希腊军官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战俘们灌输“与希腊同源”的理念，强调他们虽信仰伊斯兰教，却与希腊人拥有共同的祖先，还邀请已归化的前奥斯曼非突厥裔士兵分享经历，讲述如何“认清突厥压迫的本质”。
有情报兵透露，那些接受教育的战俘，起初只是沉默倾听，后来逐渐开始提问，看向突厥裔军官的眼神也从敬畏变成了疏离，甚至偶尔会流露出不满。
而少数族裔战俘与土耳其裔战俘之间的隔阂也日渐明显。
以往一起劳动时还会交流的士兵，如今大多各自聚集，库尔德人与切尔克斯人甚至会刻意避开土耳其裔军官的视线，战俘营内的气氛变得愈发微妙。
1873年的小亚细亚，现代意义上基于语言和血缘的民族认同几乎不存在，当地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分层化与碎片化的特点。
当时的小亚细亚，宗教认同是超越一切的内核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以宗教分野为基础，对穆斯林而言，“穆斯林”是他们首要且最重要的身份。
一个来自卡尔斯的人与一个来自科尼亚的人，即便语言习俗不同，只要同属穆斯林，在帝国框架内就会被视为“自己人”；对非穆斯林而言，“希腊东正教徒”或“亚美尼亚人”是他们的法定身份，宗教共同体的划分是当时最根本、最有效的社会与政治界限。
在宗教认同之下，是更为碎片化的地方与部落认同。
在“穆斯林”的大标签下，人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来自“卡斯塔莫努”或“卡拉曼”这样的具体地区，而非抽象的“土耳其民族”。
尤其是在东部和东南部，库尔德人、土库曼斯坦人、阿拉伯人等群体拥有强烈的部落认同，其忠诚度首先献给部落首长，而非遥远的奥斯曼素檀或“民族”概念。
此外，职业与阶层认同也占据重要地位，人们会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匠”或“士兵”，而非某个民族群体。
尽管奥斯曼帝国精英试图构建“奥斯曼人”认同，希望超越宗教将所有臣民团结在素檀旗下，但这一概念仅在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流行，从未真正渗透到安纳托利亚的农村社会。
而民族认同的萌芽，也仅限于非穆斯林群体的边缘与知识界。
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因与欧洲接触更多，且拥有独立的教会体系，民族意识觉醒更早、更强烈，其馀群体的民族认同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正是这种复杂的认同格局，让康斯坦丁制定的“定制化宣传”计划有了成功的可能。
通过精准击中不同族裔的痛点，打破宗教与地方认同的束缚，既能瓦解战俘对奥斯曼的归属感，又能制造内部矛盾，让土耳其裔军官陷入孤立。
情报部门早已记录下这些目标战俘的姓名、家乡与亲属信息，计划在未来派人连络，引导他们成为反抗突厥统治的火种。
随着塞萨洛尼基的秩序逐渐恢复，希腊军总司令部在市政厅召开军事会议，敲定马其顿领土接收计划。
由于奥斯曼在马其顿地区的主力军团已被全歼，剩馀的零星守军或溃散或投降，希腊只需派出少量兵力，便可完成对整个马其顿的接收。
会议决定，从塞萨洛尼基抽调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组成四支接收部队，分别向马其顿北部的斯科普里、奥赫里德，西部的比托拉，东部的塞雷进军。
每支队伍配备一名熟悉当地地形的向导，携带足够的粮食与弹药，同时携带印刷好的公告。
公告用希腊语书写，宣告希腊对该地区的接管，承诺保护所有族裔的生命财产安全，鼓励市民维持正常生活与生产。
在塞萨洛尼基城内，清理战场的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工程兵们用马车将街道上的弹壳、破损武器运出城外集中销毁，工人则用石灰水粉刷墙壁上的弹孔与血迹。
商铺老板们陆续打开店门，摆放商品，广场上甚至出现了流动的小吃摊，卖起了热乎的烤肉与薄饼。
一周后，当接收部队陆续出发时，塞萨洛尼基已基本恢复往日的生机。
只是街道上巡逻的希腊士兵，与市政厅前飘扬的希腊国旗，宣告着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