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会议室
会议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与会的同志们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我们必须发动更多的工人！
组织总罢工已经不够了，我们要在布达佩斯每个区都创建工人战斗队，实行最彻底的军事化管理！
把所有资源集中到城市，集中到工厂！
只要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拳握得足够紧，就一定能把反革命的进攻砸碎！”
几位来自布达佩斯大工厂的工人委员纷纷点头附和，他们已经习惯在了城市斗争的思维里。
台尔曼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同志，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一个残酷的，但无法回避的现实。”
台尔曼停顿了一下，
“匈牙利，不是彼得格勒。”
台尔曼的这句话在会议室里炸响。
彼得格勒，那是十月革命的像征，是城市无产阶级起义夺取政权的典范。
台尔曼无视众人脸上露出的惊诧和些许不悦，继续说道：
“彼得格勒是俄罗斯的工业心脏，拥有高度集中和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
但匈牙利呢？布达佩斯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只看地图上的这一个点。”
台尔曼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匈牙利地图前，手指划过布达佩斯之外广袤的、用绿色标注的平原和丘陵地区。
“看看这里，还有这里！匈牙利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农民！他们生活在村庄里，耕种着土地。我们的政权，如果只创建在布达佩斯的工厂里，那么政权根基就是悬空的，是脆弱的！”
“库恩同志，你指望工人战斗队能够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涉军。是的，我们的工人兄弟很勇敢，但他们需要吃饭，需要来自农村的粮食！我们的军队需要兵员，而兵员的最大来源是农村的青年！
如果我们推行的政策，让农民觉得我们和以前的贵族老爷、资本家没什么两样，甚至更糟——因为我们不仅拿走了他们的粮食，还可能威胁到他们刚刚分到手的、或者期望分到的土地——那么，请问，”
台尔曼的声音陡然提高，：
“他们凭什么要支持我们？凭什么要把儿子送来当兵？凭什么要把辛苦种出的粮食交给我们？他们只会冷眼旁观，甚至会在敌人打过来时，为那些许诺保护他们‘财产’的反动分子打开大门！”
台尔曼回到座位，双手按在桌面上，做出了最终的论断：
“同志们，我再说得直白一点：如果我们不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团结到我们的红旗之下，那么无论我们在前线打多少次战术上的胜仗，无论布达佩斯的工人们多么英勇，我们这个苏维埃政权，都象是创建在沙滩上的城堡！外面看起来或许坚固，但只要一次大的风浪，就可能彻底坍塌！”
“台尔曼同志！我理解你的担忧，但你的论断是否过于悲观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核是工人阶级！如果我们为了讨好农民而牺牲工人的利益，模糊了阶级界限，那还是社会主义吗？
集中力量保卫城市，巩固工人阶级的内核地位，这正是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
农村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粉碎干涉军之后，用城市的工业力量去改造和解决！”
几位工人委员也附和道：
“是啊，不能本末倒置！”
“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是天然的，依靠他们太不可靠！”
面对质疑，台尔曼的神色没有丝毫动摇，他等反对的声音稍歇，继续说道：
“贝拉同志，你提到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但韦格纳同志教导我们，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台尔曼引用了这句在德国革命者中广为流传的话。
“在当前的匈牙利，大地主、封建残馀和外国干涉军是我们明确的敌人。城市工人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和领导力量。
但是，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他们是被剥削者，他们渴望土地，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必须争取、可以团结的潜在盟友！如果我们因为担心他们的‘摇摆性’，就采取排斥或者忽视他们的政策，那等于是在把成千上万本可以站在我们这边的人，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这不是牺牲工人的利益，这是在为工人阶级争取最广大的同盟军，这是在为我们共同的政权挖掘最深厚的根基！”
台尔曼再次指向地图：
“韦格纳同志在德国推行‘面包与土地’计划，将土地分给耕种者，颁发‘人民土地所有权状’，稳住了德国的农村基本政权，这才使得我们的共和国能顶住协约国的封锁和内部的反扑。
这就是活生生的、成功的经验！
它没有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反而使专政创建在工农联盟这个坚实无比的基础之上！”
“贝拉同志，纯粹的理想不能当饭吃，刻板的教条无法解决具体的问题。
韦格纳同志的思想精髓在于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匈牙利，这个‘具体实践’就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情。让农民获得土地，不是向小资产阶级妥协，而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完成的任务，是将他们从封建枷锁下解放出来，从而将他们自然而然地吸引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这恰恰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削弱它！”
台尔曼这番将韦格纳思想与匈牙利实际紧密结合、逻辑清淅、论据扎实的论述，让会议室内之前支持库恩·贝拉的委员中的一些人开始认真思考，尤其是那些对农村情况有所了解的同志，纷纷点头。
一位来自农业地区的委员忍不住开口：
“台尔曼同志说得有道理！我们在乡下征集粮食，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很多农民私下里说我们和以前的老爷一样，只知道拿，不知道给。如果我们能象德国那样，先把土地实实在在地分下去，让他们看到红旗带来的好处，情况一定会不同！”
另一位较为务实的工人委员也沉吟道：
“也许……我们确实该调整一下。光靠布达佩斯的工人阶级，我们撑不了多久。如果能得到农村的支持，我们的兵源和粮食问题都能得到缓解。”
他内心的理想主义与面临的残酷现实激烈交锋，最终，现实的沉重压力和对政权存续的渴望占据了上风。
“台尔曼同志……你的意见，以及韦格纳同志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也许……是我们之前过于拘泥于某些教条了。为了匈牙利革命的生存，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这次会议，成为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策的转折点。
台尔曼基于对韦格纳思想和匈牙利国情的深刻理解，发出的这番振聋发聩的警告，最终说服了库恩·贝拉及其内核层，开始着手调整那套脱离实际、盲目照搬苏俄模式的政策，将关注的目光，真正投向了匈牙利广袤的农村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
一条以“团结工农”为基础、更加务实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开始在多瑙河畔艰难地探索前行。
在台尔曼的强力建议和推动下，并结合德国本土“面包与土地”计划的成功经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开始调整其政策。
他们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明确保护中农利益，将没收的大地主土地更多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承诺提供农具和种子。同时，在城市，也调整了过于激进的工业国有化和配给制，允许一定限度的小商业和手工业存在，以保障基本物资流通。
这一系列基于“团结工农”而非“纯粹工人”的务实政策转变，逐渐产生了效果。
农村地区的抵抗情绪有所缓和，部分农民开始转而支持或至少中立对待布达佩斯政权。城市供应状况得到轻微改善，民众的怨气得到部分疏导。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基础，在经历了初期的剧烈动摇后，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