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离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先认真思考了一下。
“几位老师说得都有道理。”他缓缓开口，“确实有年轻人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孔乙己的长衫’。”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问题不在于他有知识，而在于他把知识当成了逃避现实的工具。他沉醉在‘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这种虚无的优越感里，不愿意面对现实的残酷。”
“为什么孔乙己脱不下长衫？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给读书人提供的出路太少了。除了科举这条独木桥，几乎没有别的上升信道。”
“孔乙己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李飞舟眼睛一亮：“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你是说孔乙己是受害者？”
“某种程度上是的。”江离的语气很平静，但观点很犀利，“当一个社会只给读书人提供一条道路的时候，那些走不通这条路的人自然会陷入困境。”
”那么现在呢？”张敬之教授立刻追问，目光锐利起来，“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选择，为什么还会有‘孔乙己’心态？”
江离沉思了一下：“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恰恰相反。很多年轻人不是脱不下长衫，而是被迫穿上了长衫。表面上看，年轻人的选择确实多了，但实际上，社会的评价体系依然很单一。”
“比如说，现在的就业环境。”江离继续说道，“一个年轻人，他明明动手能力很强，去做个技术工人，或者他服务意识很好，去做个服务员、快递员，这些工作既有尊严又有价值。但社会的偏见让他们觉得，只有坐办公室、穿西装才是体面的工作。”
“京大毕业生卖猪肉是新闻，博士生送外卖是新闻。为什么？因为在潜意识里，社会认为这是‘人才浪费’，是‘向下兼容’。这种论调本身，就是在给体力劳动和服务业粘贴‘不体面’的标签。”
“这就是被迫穿上长衫。不是他们自己想要这种虚荣，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逼迫他们这样选择。”
“但这不正说明了教育的问题吗？”张敬之教授立刻反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让部分年轻人把学历当成了‘免吃苦’的通行证，而不是‘能干事’的底气？”
江离摇了摇头：“张教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迎着三位前辈或审视、或惊讶、或严肃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少数人的问题，就否定所有年轻人的努力。”
张敬之教授敏锐地察觉到了江离话中的含义，眉头微蹙：“你是在说我们对年轻人太苛刻了？”
“我是在说，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使命。”江离没有退缩，目光平静地回视着他，“您看到了少数人选择躺平，却没有看到大多数人为了一个体面的工作，在格子间里消耗着青春和健康，用咖啡和药片透支着未来。您看到了有人抱怨，却没有看到更多的人在送外卖、开网约车、做直播，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查找这个时代的新出路。”
“上一代人的长衫，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我们这一代人的长衫，是‘非名校不进，非白领不当，非大厂不去’。但这件长衫，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要穿的，是社会、是环境、是期望，硬塞给我们的。”
江离顿了顿，话锋陡然一转。
“所以，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问题。更不能站在岸上，去指责那些在水里拼命挣扎求生的人，姿势不够优雅。”
李飞舟感受到了火药味，连忙打圆场，半开玩笑地对张敬之说：“老张，听见没，被年轻人将了一军吧？看来这个话题确实很有争议性。江离，你能具体说说你们这一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吗？”
江离整理了一下思绪：“我们这一代成长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量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需要在海量的信息中筛选有用的内容，需要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这确实是挑战，但这和孔乙己的长衫有什么关系？”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王景山教授问道，语气带着学者的严谨，“孔乙己的内核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而年轻人现在面临的是‘选择太多的迷茫’，这两者能直接划等号吗？”
“关系很大。”江离的眼神格外认真，“孔乙己的长衫，代表的是一种固化的身份认同。他觉得自己是读书人，所以不能去做体力活，不能放下架子；现在有些年轻人也被身份标签绑架，比如觉得受过高等教育，就不该做服务业、当农民工。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年轻人本身，而在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
张敬之教授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你是说社会价值观有问题？”
“我是说，我们的社会对不同职业的评价体系是不平等的。”江离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为什么当律师、医生、工程师就是成功，而当农民工、服务员、清洁工就是失败？这种将职业划分三六九等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
“这不能一概而论！”王景山教授再次反驳，“不同职业的技术含量、对社会经济的直接贡献度确实不同，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
“技术含量不等于社会价值，经济贡献度更不等于人的尊严！”江离针锋相对，目光转向他，“一个清洁工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为整个城市的卫生环境付出辛劳，难道他的价值就比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金融从业者低吗？”
这个问题让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而且，”江离没有停下，继续追击，“一个大学毕业生，寒窗苦读十几年，背后是一个家庭乃至两代人的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为什么就必须接受一个月两三千、甚至无法糊口的工作？这不是眼高手低，这是最基本、最正当的权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