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虽然震惊，但依旧按照礼节脱帽致敬。
然后是其他他认得出的、教过自己的教授。
雨果向莱昂纳尔颔首回礼：“早上好，索雷尔先生。”
自从去年在首届“国际作家与艺术家大会”上致辞并担任荣誉主席之后，雨果便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即使是文学界的同仁想要见到他，也多是去他在埃罗大道的住宅。
谁知道他今天竟然会早早地出现在索邦，并且在院长亨利·帕坦的带领下，直接来到了期刊的编辑办公室，提出希望看看今年参加“诗会”的学生作品。
本来只是小范围的一次内部问询调查，现在已经成为惊动全院的一件大事。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不仅是个出色的作家，还是个嗅觉敏锐的政治家，善于用他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和浪漫色彩的作品，掀起舆论的风暴。
虽然他已经老了，甚至所有人都觉得他马上就要死了——但谁又能肯定他心中的火焰已经熄灭了呢？
今天他来到索邦，不正是某种信号吗？
同时他也为这背后的博弈、算计感到头疼。
无论哪种结果，最后都是索邦颜面尽失。
你今年的投稿《老卫兵》十分出色，远远超越了索邦普通学生的水平，也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希望了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这篇杰作的。
莱昂纳尔终于知道了自己站在这里的原因，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写得不好你们不要，写得好了你们又怀疑，做索邦的学生真是太难了。
不过他并没有一丝惧怕，而是自信、沉稳地对眼前这一座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以及分量最重的雨果点点头：“《老卫兵》是我一个词一个词写下来的，不需要再看一遍。
布瓦谢教授，我可以马上开始。”
他示意莱昂纳尔坐到专门为他准备的一张空椅子上，并且仍然提供了一份《老卫兵》的誊写稿。
谁知道莱昂纳尔却拒绝了这份誊写稿：“还是把它给没有稿件的教授吧，我不需要。”
他的态度让现场的教授们议论纷纷，索邦里趾高气昂的纨绔子弟多了去了；但是这种淡定、从容中又带着傲气的平民子弟却从未见过。
就连雨果都忍不住流露出欣赏的神色，转头和旁边的保罗·雅内低声交流了一句什么，后者还轻笑了一下。
“莱昂纳尔，我们先从你的文学立场开始聊吧——要知道，从事任何写作活动的时候，都难免受到我们信奉的理念左右。
那么你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吗？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你要告诉我们你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最后一个问题让现场看过《老卫兵》的教授都笑了起来，就连雨果的白胡子都掀动了两下。
“现实主义文学”流行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中期，提倡“真实地表现客观事实”，还原人们所熟知事物的本来面貌，尽量客观地描写日常生活中平凡普通的活动和经历。
司汤达的《红与黑》，以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而“自然主义文学”则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到极致，蜕变而出的产物。
它吸收了19世纪生物学、遗传学等科学理论的成果，认为生理上的病态遗传决定了一切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
在1850年后，随着福楼拜、左拉等人陆续登上文学舞台，“自然主义”大行其道，成为法国文坛的主流。
在1879年的语境下，说《老卫兵》是“自然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都没问题，“浪漫主义”就完全是一种幽默了。
就连雨果自己都得承认，浪漫主义在欧洲基本死透了。
莱昂纳尔毫不尤豫地回答：“我拒绝被某一种理念定义自己的写作，但是非要给《老卫兵》这个具体的作品打上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是“现实主义”。”
莱昂纳尔的回答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
要知道如今的法国文坛，给自己戴上一顶某个文学流派的帽子是一种混进圈子的捷径，尤其是在这样备受瞩目的环境中，亲口说出自己的思想倾向，很容易就会传遍巴黎。
比如在每周二晚上举行的“沙尔庞捷自然主义者沙龙”，就是一群“自然主义作家”的聚会，并且是由极具影响力的出版商沙尔庞捷先生组织的，普通作家挤破头都进不去。
莱昂纳尔这个回答实在有点“恃才傲物”。
一个酒馆小伙计，目睹一位昔日帝国英雄的沉沦与毁灭，却毫无波澜，甚至带着一种麻木的‘快活’。
这种笔法，在当今法国文坛——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当中——都极为罕见。
左拉先生的作品也写苦难，但叙述者饱含愤怒或同情。请问，你为何选择这样一种‘非人性化’的视角？
这是否意味着你对笔下的人物——那位可怜的老卫兵——缺乏基本的怜悯？这是否违背了文学应有的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