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沮丧地将自己写的一大堆整顿屯田的方案都扔进了火盆里。他心里清楚，自己虽然贵为一方总督，手握大权，但他权力的来源和后盾终究是皇帝本人，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想搞点什么“大事业”，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没过多久，洪承畴脸上的沮丧就被冷笑所取代了：
“洪承畴啊洪承畴，你是不是在大明治下工作久了，真把自己当成大明忠臣了？醒醒，你不是原先那个洪承畴了，虽然原先那个也没当忠臣当到底。”
是啊，如今明朝统治者们宁愿拆东墙补西墙也不肯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和整顿，这不恰恰是这个被现代人夺舍的新·洪承畴希望看到的吗？
“也罢，既然明朝统治者不愿意耐心自救，只想一边维持现状一边却又急于求成，那我就用猛药，用虎狼之药！”
于是洪承畴又写了一份奏疏，称战事频仍，军费供应不足。如今市面上多用银子，但兵部户部的银库中却拿不出足够的现银，因此请复行钞法：
臣观历代筹饷之策，除赋税盐铁外，多赖钱法通变。我朝初行大明宝钞，本以便民利国，然因发行无度，准备空虚，致钞法渐坏，民不信用。然其罚实有可采。当今交易，率多用银，而官库正乏此物。若徒守旧规，必至坐困。
洪承畴搁下了笔，开始回忆历史上的情况。
诚然，明末是有人提议恢复钞法的：崇祯十六年，当面临着兵饷左、右二司年收入仅一千五百八十馀万两，而同期九边军费支出超过二千一百万两，缺额超过五百万两的严峻形势【1】，时任户部尚书的倪元璐进言，主张制作新钞，复行钞法，以为“筹国长计”。倪元璐还声称，实行钞法可以让朝廷“岁有五千万之入”【2】。但最终这一计划不了了之。
“光搞宝钞怎么够呢，宝钞千文才值白银一两，我看要搜刮军饷，就得学习后人智慧。”
然臣窃度之，今若仅复行宝钞，专以折兑铜钱，恐于军国大用，仍属杯水车薪。臣愚以为，当此非常之时，宜采非常之制。以臣愚见，可着户部拨存底银为质，兵部监造专项银票，明定每票兑银若干，准于各镇粮台兑换现银。
银票流通之初，务使商民信服。可令有司张示晓谕，凡持票兑银者，立时给付，不得留难。若有胥吏克扣拖延，许民陈告，从严治罪。更可许商人以银票抵纳盐课、关税，增其信用。
另，可先以部分饷银搭放银票，观其流通之效。待民间习用，渐次增其比例。如此则官不骤费实银，而兵得饷不乏，商获通融之便。
“历史上咸丰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虽然都是没撑多久便一路贬值，但至少在这玩意儿彻底变成废纸之前，还是给清朝筹集到了相当可观的军资的。只是不知道，如果放在明末……会如何呢？”
比洪承畴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就以明末庙堂之上那衮衮诸公的德行，这宝钞和银票若是一旦发行起来，就必然刹不住车。到时候钞票贬值射不提，怕不是真正有购买力的银子都落到衮衮诸公的口袋里去了，留给平民百姓的就只剩下了一堆废纸。
“但这，不恰恰更有利于增加起义军的力量吗？”洪承畴喃喃自语，“无论成不成功，似乎都是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