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听完朱桓的规划，便回到了自己的书案后，亲自提笔拟定军令。
朱元璋写完几条命令之后，忽然抬头摆手让朱桓回去休息。
朱桓虽然老实告辞返回后宫，但心中却觉得很奇怪。
以往朱元璋得到自己的建议和要求之后，做映射的命令和安排的时候，并不会专门避开自己，
经常当着自己的面，直接给文武官员拟旨下令。
今天他明显要继续拟定诏令了，却专门把自己赶出来了。
朱桓心中有些怀疑，朱元璋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不想让自己担恶名。
自己虽然说了自己不怕损阴德，但阴德这种事情并不是真的到腰刀地府去清算。
而是所有觉得自己有损阴德的人，对自己的总体态度都会直线下降。
然后可能会到处传播自己天性恶毒的消息，等自己长大了之后做什么都很麻烦。
阴德、功德、善恶有报，这些类似的认识，其实当地普遍的道德水平对个人行为的限制。
并不是真的会死后阶段，是真的会现世报的。
朱元璋显然有这种社会经验，所以在人前也不会讨论太过恶毒的事情。
无论真心假意，都要让自己显得有道德一点。
但现在他要做可能会被认为恶毒的决定了，却故意把自己给赶出来了，他不想让自己承担恶名。
其实朱桓和朱元璋父子可能都想多了。
历史上的明朝军队征战天下的时候，经常抓外族孩童集体净身、集中管理。
郑和就是小时候被抓到净身的。
明初几乎历代最不把外夷当人的时代，让大明军队出去捕奴并不会有什么恶劣影响。
要用道德评价来影响当事人，首先要整个社会都觉得当事人作恶了。
如果整个社会都不觉得那些事情是罪恶，那就不影响。
英国人在爱尔兰、美洲、非洲、印度做的事情，按照东方标准那是恶贯满盈了，但在英国却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要让一个人因为害死人而内疚，前提是他觉得他害死的生物属于人。
在明初的很多将领、士兵、百姓们眼中，色目人和外夷大概率并不算是同类。
他们甚至都未必能算是人。
但是，明初这样对外夷最残酷的时代，恰好也是外夷融入大明最快的时代，
元朝留在中原的大量色目人没过多久就消失了。
这些人要么是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消失，要么是就是在社会学上消失了。
明面上看似前者很多，实际上后者才是大多数。
社会学上消失的当事人，不会说自己本来是色目人，同时也不敢跟子女说。
生怕孩子说漏嘴，被其他人拖到路中间打死，告都没处去告。
孩子敢说自己是色目人，不用别人教训，爹娘就会立刻打到他不记得。
这样过了两代人之后，他们的子孙自己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色目人了。
朱元璋自己文仔细考量了一上午，到下午才召官员将领们过来。
命杨宪掌管市舶司，将市舶司提举官品级提升到正三品。
以后市舶司不再隶属于中书省或户部，提举官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情况。
朱元璋现在虽然没有废丞相，但是此前新设的工厂、公司府，现在改制扩大后的市舶司，都不再隶属于中书省。
这就是在事实上不断削弱中书省和丞相的职权。
朱元璋正式让廖永安和朱亮祖筹备海军都督府，让李善长指挥中书省调派资源和人手配合海军，在朱桓列出来的地方陆续设立海军卫所。
再从原有的大都督府调拨一批军官和老兵过来打基础朱元璋把需要用到的官员都招来，一项一项的把自己的要求当面安排下去。
持别是占据海岛、半岛、河口、港口，控制海商、海盗、蛮族，捕获倭国、安南、高丽人口的事情，都直接跟他们明说。
让市舶司专门负责，给海军采集和调拨能够用于交易的各类商品。
钢铁厂批量生产的廉价生铁、甲片、刀条、枪头、农具之类的廉价武器装备和农具材料，卖给奉大明为主的海商，以及流落海外的中华移民。
可以根据他们掌握的土地和人口，授予他们大明海军都督府下属海外某都司、某卫指挥使、某千户、某百户官职，长期往来后根据情况改授世袭官职。
允许和鼓励他们去用各种手段捕获当地的蛮夷人口，处理干净之后贩卖给大明海军，或者卖给前往大明本土的海商，或者自己回大明本土去贩卖。
玻璃珠之类的神奇小玩意儿，卖给没有什么文化的蛮族，交换金银和奴隶。
瓷器、丝绸、茶叶、糖霜、香料这些传统外贸商品，继续卖给传统的贸易对象天竺人、天方人，欧洲人。
最后禁止买卖役使中华百姓为奴，严格禁止阉割中华百姓子女。
一经发现，买卖双方当事人绞死，全家流放海岛。
允许役使经市舶司登记的外夷奴仆。
所有夷奴必须有市舶司注册的奴籍。
所有商人必须组建商行，必须到市舶司申领专门的经营许可证，才能参与贩卖外夷奴仆之事，
商行名称需要写在买卖契书上。
所有贩卖的奴仆身体之上，必须使用烙铁烫印或者是刺青标注的编号，编号必须写入到市舶司奴籍和买卖契书之上。
即合法的奴仆必须有奴籍，有映射市舶司编号可查，要能知道是哪个商行从海外送来的，否则严厉惩办买卖相关人员。
所有男奴都必须净身，允许百姓购买使用这些阉奴，但必须有市舶司发放的奴籍。
众人听着朱元璋的这些安排，心中都稍微有些意外。
大家此前都没有想到，朱元璋对海外之事竟然有如此大的兴趣，
而且和以往的作战一样，安排的是如此详细，
至于捕奴之事，与在海外大量设立卫所相比，并不那么引人注意。
捕获人口在古代属于非常正常的事情，现场文武官员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至于给外夷净身，就是用阉人，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们反而觉得这是给他们开了新特权，
以前只有皇帝才能无限使用，就连王府都只有少数名额。
所有人都意识不到，朱桓此时规划的捕奴之事，可不是以前捕获人口了。
不再是封建农耕时代的奴仆，而资本主义性质的奴隶。
再加之大明现在才刚刚创建，各种规则和利益群体还没有真正形成，现在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试着做一做的时代。
某些事情做的多了，才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惯性。
如果捕奴这种事情成了产业，那大明周边外夷们的噩梦那就要正式开始了。
朱元璋把海军都督府、海军都司、海军卫所的事情安排下去。
让将领们回去筹备，尽快开始正式建设。
两年以前，朱元璋按照朱桓的专门提醒，单独筹建训练的那个海军元师府，现在也被朱元璋直接调拨过来。
朱元璋将其更名为靖海卫，直接归海军都督府管辖，不纳入近海都司。
元帅俞通源任靖海卫指挥使，副元帅廖升任靖海卫指挥同知。
因为主力海军将到处征战，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镇守，所以命名方法参照十七卫殿前亲军。
不再以具体的驻扎地点命名，改用各种合适的词语来命名。
朱元璋把俞通源和廖升直接召来，又叫了四个掌握六分仪和绘图的天文生。
给他们安排了第一次外海勘探测绘任务。
把军队的任务安排下去，朱元璋就让他们先离开。
让李善长负责，拟定给四川、云南、漠北、西域、西藩等未附之地的诏书。
单独准备给安南、高丽、日本、爪哇等海外诸国的诏书。
朱元璋是个非常现实的人，对内的登基诏书照顾了元朝遗老遗少的情绪，稍微给元朝留了一些脸面。
虽然提到了驱逐挞虏，但没有直接将元朝视为伪朝，而是说元朝虽然曾经得到了天命，但是后来昏乱无道。
但给安南等海外诸国的诏书上，就直接痛骂元朝是胡虏窃据中原，声明大明是恢复了中华天下。
因为安南、日本、爪哇等国并未被元朝实际统治，当地的统治集团也确实视元朝为胡虏，也觉得胡虏窃据了中原。
历史上就有类似的两种诏书几乎同时代出现，单纯看内容似乎有些精神分裂，但都是基于现实需要而撰写出来的。
后世批评朱元璋尊元朝为正统，而在元史中称红巾军为贼。
但元史编撰只用了一年，就是为了劝降北元旧部、安抚元朝遗老遗少们用的。
这个时代的文人，江南的地主阶级乃至理学大家们，多视元朝为正统。
朱元璋作为红巾军出身的“贼”，在他们眼中那真的就是贼寇，
官修元史中把红币军称为贼，甚至有一次把其中的朱元璋也被一起骂了，这还真的不一定是失误，可能是修书文人故意为之。
朱元璋征召地方文人出仕为官，很多人坚决推辞，继续遥尊元廷为正朔，甚至不用明朝的洪武年号，继续用元朝的年号。
很多文人始终认为明朝君臣都是反贼、逆贼、贼寇。
就连宋濂、刘基这种已经在明朝当官的，私下里仍旧同情乃至惋惜元朝。
实际上朱元璋和刘邦一样现实。
秦末乱世，六国遗民都认为应该诛暴秦，伐无道。
那刘邦也宣称：诛暴秦、伐无道。
把所以诛暴秦的人都可以供起来，可以给陈胜、吴广立庙。
而在元末的这个时代，掌握地方经济的士大夫文人们，并不觉得需要诛暴元。
反而觉得南北两路红币军都是贼寇。
那朱元璋要借用地主集团的力量，就不能过度批评元朝。
如果把朱元璋和刘邦的位置调换一下，他们应该也会做出非常类似的决策。
朱元璋成了刘邦，一定也会喊：诛暴秦，伐无道。
刘邦若是成了朱元璋，多半也会捏着鼻子说，或者被动的被人记载：我本布衣，乐生于有元之世暴兵忽至，误入其中—
当了皇帝之后，再把元世祖忽必烈放进历代帝王庙，接受朝廷供奉。
不过朱元璋并未认命，在迁就元朝遗老的同时，也持之以恒的扫除元朝影响。
不但在礼仪、服饰上持续修整，不断强调要求恢复汉唐的制度，还在承认元朝的同时也继续批评元朝。
朱元璋的登基诏书虽然承认了元朝是正统，但也批评大元不行，批评元朝皇帝荒唐无道，所以我才能得了天下。
他的意思反过来说，就是你们那大元要是行，那我也没有机会，你们可别吹了。
朱元璋给海外藩国的诏书，更是可以开了骂元朝是胡虏窃国了。
朱元璋还在全国设立官学，要求科举必由学校。
等新生代的文人成长起来之后，明朝官方和民间都开始觉得元朝就是胡虏，就是异族窃据中原了，我大明才是拨乱反正的绝对正统，我大明历代得国最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