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年逾古稀的唐朝礼部尚书李纲向朝廷上表请辞，请求致仕还乡。此前四个月，这位七十四岁的老臣刚被唐高祖李渊委以重任，任命为太子詹事辅佐储君李建成。
李纲作为隋唐之际着名儒臣，其仕途横跨北周、隋、唐三朝，以刚正敢言闻名朝野。他在隋朝任太子洗马期间，因直谏太子杨勇整肃骄纵之风，遭权臣杨素、苏威构陷而罢官，退隐鄠县十余载。
唐朝立国后，李渊钦慕其清誉，于武德二年（619年）六月封任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保之职，命其辅佐太子李建成；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更令其以太子少师身份教导太子李承乾，成为隋唐两朝三位储君的帝师。
唐初，高祖李渊沿袭隋制实行太子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制度，作为太子少保的李纲每日辰时经筵讲学、午间策论问答、申时政事模拟形成定制，李纲更创新采用&34；侍读制&34；，要求太子将《尚书》《汉书》治国理政篇章抄录成册，逐条批注呈交御览。
唐高祖对此套教育体系极为重视，特诏令东宫属官&34；詹事府&34；每月朔望考核太子课业，并将李纲编订的《储君箴规》作为制度范本。贞观年间李世民延续此制，甚至在李纲八十岁致仕时仍保留其&34；太子少师&34；虚衔，以示尊崇。这种将儒学经义与实务训练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深刻影响了唐代储君培养体系，成为后来《贞观政要》编纂的重要思想来源。
太子李建成初掌东宫时，对这位三朝老臣颇为敬重，《旧唐书》记载&34；太子每见纲论事，辄正容敛衽&34；，甚至&34；亲奉经书问义&34；，俨然尊师之礼。
但是，随着秦王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接连平定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主要割据势力的胜利战果，其军功日益显赫，朝野威望日隆，东宫与秦王府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不断激化。这场权力之争很快从单纯的储位争夺，演变为涉及军政各方、牵动整个帝国格局的全面对抗。
李世民凭借赫赫战功获封天策上将，获准开府置官属，形成了与东宫并立的权力中心。秦王府不仅网罗了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还聚集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百战名将，成为朝中最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
与此同时，太子李建成也不甘示弱，一方面私募长安恶少及突厥降兵组成&34；长林军&34；，另一方面联合齐王李元吉扩充武力，形成三方军事对峙的局面。李世民则通过陕东道大行台掌握东部军政大权，进一步威胁太子的监国地位。
就地理环境而言，唐太子东宫位于长安城东北隅，其北门外的禁苑中确实存在名为&34；长林门&34；的建筑群。志》记载，此处&34；林木深茂&34；，而太子私兵多在此操练驻扎，因此以地理特征命名也顺理成章。这种命名方式既符合实际，又赋予了这支武装特殊的地缘标识。
在朝堂之上，双方的博弈同样激烈。李建成利用储君身份拉拢高祖李渊身边的近臣，如裴寂等元老重臣，并联合后宫尹德妃、张婕妤等人构陷李世民。而李世民则通过妻子长孙氏结交高祖嫔妃以作反制，同时争取萧瑀等少壮派官员的支持。此外，双方还在地方势力上展开争夺，太子派罗艺出任幽州都督以控制北方边军，秦王则派遣心腹张亮秘密经营洛阳军事基地，甚至各自暗中联络突厥以争取外援。
在舆论与法统层面，双方的斗争同样尖锐。李建成以嫡长子身份强调传统继承制度，试图巩固其储君地位；而李世民则宣扬&34；功高者得天下&34；的理念，从而赢得新兴功臣集团的拥护。双方还各自培植御史台官员，利用弹劾手段打击对方。
这场权力之争最终愈演愈烈，李渊虽曾试图调解，但收效甚微。武德七年（624年）的杨文干事件更使矛盾公开化，李渊一度欲废太子改立李世民，虽因裴寂劝阻未果，但双方的冲突已不可调和，最终在武德九年（626年）爆发玄武门之变，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
据史书记载，东宫的幕僚中允王珪、洗马魏征等人曾向太子李建成进言：&34；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
这番言论揭示了东宫集团对李世民军功的忌惮。
李纲敏锐察觉到这种危险的权力博弈，多次劝谏太子李建成道：&34；秦王（李世民）乃国家柱石，您们兄弟当如手足相扶。昔曹丕、曹植之争，终使曹魏衰微，此乃前车之鉴。
但太子李建成在“败家子”弟弟齐王李元吉及部分东宫属官的怂恿下，与秦王的嫌隙日渐加深。太子李建成开始&34；私蓄长安恶少二千人为卫士&34；，并&34；阴募四方骁勇&34；，这些举动明显是在针对秦王李世民集团。
唐高祖李渊看到李纲要辞职，拍案怒斥道：&34；当年你在潘仁这等贼寇麾下任长史尚不觉羞耻，如今反而不愿做朕的尚书？更兼太子辅弼重任在肩，为何执意求去？
高祖李渊所说的潘仁出身关中鄠县（今陕西户县），隋末大业年间（605-618年）借隋朝控制力衰弱之机，逐步发展为地方武装势力。其活动轨迹折射出隋末乱世中地方豪强的典型生存策略。
隋末大业十二年（616年），关中地区在隋炀帝暴政下陷入深重危机，史载&34；百姓困穷，财力俱竭&34；。作为京畿要冲的鄠县（今陕西户县），因赋税苛重成为反抗浪潮的焦点。在这场动荡中，潘仁势力的崛起颇具代表性。份，《资治通鉴》称之为&34；鄠县贼帅&34；，《册府元龟》却记载为&34；土豪潘仁&34；，现代学者辛德勇考证认为，此人实为利用乱世聚集&34；亡命数千人&34；的地方豪族，这种身份的双重性恰是隋末社会剧变的缩影。
潘仁以鄠县为根基，控制长安西南诸县，与西域胡商后裔何潘仁部形成军事呼应。；周回百里&34；，不仅是唐代重要竹材产地，更因易守难攻成为战略要地，《新唐书》记载&34；众至数万，据司竹园为壁&34；。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攻占鄠县县城时，其采取&34；杀隋官，开仓济民&34；策略，既打击隋廷统治又收揽民心。屈突通的交战中，采取&34；依山为垒&34；的山地游击战术，令官军疲于应对。该部九月参与围攻长安战役时，已与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娘子军”武装力量形成联合，这种军事合作预示了其日后归唐的必然选择。
义宁元年（617年）十一月，随着李渊集团入主关中，潘仁审时度势率三万部众归降，这一决策具有双重意义：既因控制长安西南门户的战略价值被李渊重视，又成为展示新兴政权包容性的政治象征。
据后世分析该部组织特征可见，潘仁势力的兵源以关中流民为主，混杂豪族私兵，战术上擅长&34；倏聚忽散&34；的山地游击，经济上依托司竹园竹林资源维持军需。战斗力，但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34；但求自保，无问鼎之志&34；，缺乏明确政治纲领的局限性使其终究未能突破地域性武装的格局。
潘仁势力归唐后，迅速被边缘化，更折射出庶族武装在关陇贵族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该部历史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加速了隋朝在关中统治的崩溃，其归附部众成为唐军攻打长安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其发展轨迹印证了隋末乱局中地方势力的生存策略。值得关注的是，潘仁留用隋朝礼部侍郎李纲为长史，通过制定&34；三不杀&34；（不杀降卒、不掠妇孺、不焚学宫）军规提升军队素质，这种借重士族官僚完善治理的尝试，使唐朝政权区别于普通流寇。
与同期关中孙华起义军的对比更具独特赴任启示。孙华部坚持抗唐至武德二年（619年）最终战死，而潘仁早期归附得以善终，不同抉择导致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
面对高祖李渊的斥责，李纲立即伏地叩首，道：&34；陛下容禀，潘仁虽为草莽，但每逢他要滥杀无辜时，臣的劝谏他尚能听从。臣在其幕中履职，自问无愧天地。而今陛下乃开国明君，太子系天下储贰，臣才学浅薄，谏言于陛下如投石入海，规劝太子亦似以水沃石。若尸位素餐，岂非令东宫蒙羞、朝廷失体？李纲传》载其原话&34；陛下创大业，臣岂不思竭诚？但臣所言如水投石，何者？
唐朝朝廷遂于武德二年（619年）九月二十七日，改授李纲为太子少保，仍兼礼部尚书、太子詹事。然据《新唐书》记载，此次职务调整实为明升暗降，&34；虽居三师之位，不复得预东宫要务&34；。
他痛陈太子三失：其一沉湎酒色，常在东宫设宴达旦；其二轻信谗言，致使东宫属官竞相进谗；其三疏远骨肉，与秦王嫌隙日深。每份奏疏皆引经据典，以隋炀帝失德亡国为鉴，字字泣血。
李纲见谏言如泥牛入海，忧愤交加。他再度上表请辞，奏称：&34；老臣衰病日笃，耳目昏聩，既不能匡正储君，又岂敢尸位素餐？；言辞恳切中带着几分悲凉。
高祖李渊知其志不可夺，遂下诏准其致仕，解其礼部尚书实职，但仍保留太子少保虚衔以示优容。
这位七旬老臣最终黯然离开长安，归隐田园。；东宫属官无一人相送&34；，唯见秋风萧瑟，落叶满长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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