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新论》云：命者，生之本也。
刘勰在《新论》中说：命运，是生命的根本。
“《新论》”是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所着的哲学着作，现存篇章多探讨性命、治道等议题。
“命”是文中核心概念，指先天赋予的命运，被视为决定生命存在与走向的根本依据。
“生之本”即“生命的根本”，明确了“命”对“生”的基础性作用。
相者，助命而成者也。
相，是辅助命运得以成就的事物。
“相”指人的外在形相（如相貌、骨相），也涵盖与命运相关的外在表征，是传统命相学的核心范畴之一。
“助命而成”点明“相”与“命”的关系：“命”是根本，“相”是辅助，二者共同作用于人的生命历程。
命则有命，不形于形。
命运虽真实存在，却不通过具体的形态显现。
“有命”强调命运的客观实在性，并非虚构。
“不形于形”中前一个“形”为动词，指“显现、表现”；后一个“形”为名词，指“具体形态”。
此句区分了“命”的无形性——它无法通过肉眼可见的形态直接观察。
相则有相，而形于形。
相则真实存在，且通过具体的形态显现。
“有相”同样强调“相”的客观存在，与“有命”形成对应。
“形于形”与前句“不形于形”形成对比，突出“相”的有形性——它可通过人的外貌、体态等具体形态被观察和判断。
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
有命运就一定有相，有相就一定有命运。
此句阐述“命”与“相”的必然关联，二者互为依存、不可分割，是传统命相学的核心逻辑之一。
它否定了“有命无相”或“有相无命”的可能性，强调二者的共生关系。
同禀于天，相须而成也。
（命与相）一同从上天那里禀受而来，相互依存才能形成（人的整体运势）。
“禀于天”指从上天处获取、承接，体现古代“天命论”思想，认为命相的根源在“天”。
“相须而成”中“相须”即“相互依赖、相互需要”，说明命与相并非孤立存在，需共同作用才能决定人的生命状态与运势。
人之命相，贤愚贵贱，修短吉凶。
人的命运与相，（决定了人的）贤能与愚笨、尊贵与低贱、寿命长短与吉凶祸福。
此句列举“命相”所影响的具体人生维度，涵盖才智（贤愚）、社会地位（贵贱）、寿命（修短）、境遇（吉凶），是对命相作用范围的明确界定。
它体现了传统命相学的核心主张：命相是决定人生诸多关键方面的根本因素。
制气结胎，受生之时。
（这些人生维度的差异）在母体凝聚气息、形成胚胎，人接受生命的那一刻就已注定。
“制气结胎”指母体中气息凝聚、胚胎形成的受孕过程，是人的生命起点。
“受生之时”即“接受生命的时刻”，强调命相对人生的影响从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确定，突出其“先天决定性”。
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应龙迹气梦。
那些命运非凡、资质奇妙的人，有的感应五帝之灵、日月星三光之精，有的顺应龙的踪迹、祥瑞之气或吉梦（而降生）。
“真妙者”指命运奇特、禀赋超群的人（多指向圣贤或非凡人物）。
“五帝”通常指上古五位帝王（如黄帝、颛顼等），也可指五行之帝，被视为祥瑞的象征；“三光”即日、月、星，是古代认为能赋予万物灵气的天体。
“龙迹气梦”指与龙相关的祥瑞踪迹、吉祥之气或预示吉兆的梦境，是古代文献中常见的“圣贤降生”的神秘征兆，体现对非凡人物命相根源的神话化解读。
降及凡庶，亦禀天命。
往下到普通百姓，也同样禀受上天赋予的命运。
“降及”即“往下推及、延伸到”，体现从“非凡者”到“普通人”的范围拓展。
“凡庶”指普通百姓、平民，与前文“真妙者”形成对比。
此句强调“禀天命”并非非凡者专属，普通百姓的命相同样源于上天，体现命相论的普遍性。
皆属星辰，其值吉宿则吉，值凶宿则凶。
（人的命运）都与星辰相关，若降生时遇到吉祥的星宿就会吉利，遇到凶险的星宿就会凶险。
“属星辰”体现古代“星象宿命论”思想，认为人的命运与星辰运行、星宿位置存在关联。
“吉宿”“凶宿”指星象中被认为具有吉祥或凶险属性的星宿（如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
“值”即“遇到、恰逢”，强调人降生时对应的星宿位置，是判断命运吉凶的关键依据，是古代星占文化与命相学的结合。
受气之始，相命既定。
（人）禀受气息、生命开始的那一刻，相和命运就已经确定。
“受气之始”与前文“制气结胎，受生之时”含义相近，均指人的生命起点（受孕之初）。
此句再次强调命相的“先天确定性”，明确其确定的时间节点，强化“命相由天定，自始不可改”的核心观点。
则鬼神不能改移，而圣智不能回也。
那么即使是鬼神也不能改变它，圣人智者也不能扭转它。
“鬼神”是古代观念中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圣智”指具有极高智慧与德行的圣人、智者，二者均代表人类认知中“力量或智慧的极致”。
“改移”“回”均指“改变、扭转”，此句通过强调“鬼神”“圣智”都无法干预命相，进一步强化命相“既定不变”的宿命论色彩。
总结：本章节主要讲了。
其核心意义在于通过系统化梳理与辩证思考，将命理学从江湖方技提升为融合哲学思辨、历史考据与实践伦理的学问，同时回应近代西方科学冲击下传统文化的存续危机。
以下结合文本特征与学术背景展开分析：
一、核心意义：传统命理学的现代性转型
该章节通过《星家十要》提出命理师的职业规范，要求从业者\"劝勉求卜者积极向上对贫弱者免费救济\"。
这种将命理学与济世思想结合的尝试，使古老术数从谋利工具转变为具有社会关怀的职业，回应了近代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文化使命。
二、主要内容：从理论思辨到实践指导
经典文本的再诠释：对《渊海子平》《神峰通考》等典籍进行校勘，剔除\"飞天禄马六甲空亡\"等虚妄之说，保留\"十神取象用神配置\"等核心方法论。
案例教学的范式开创：通过三十余则命例分析（如银行家破产危机的化解），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模型，奠定现代命理教学基础。
三、学术史价值：近代知识转型的典型样本
该章节的突破性在于将传统术数纳入近代学术体系：
方法论革新：采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梳理文献，同时引入西方逻辑学重构理论框架，形成\"考据-实证-阐释\"的研究范式。
学科边界拓展：将命理学与医学、地理学交叉融合（如\"地理气候对命运的影响\"），打破传统术数的封闭性，展现跨学科视野。
文化身份重构：通过《中西相人探原》的撰述，将命理学置于世界文化比较的语境中，论证其作为\"中国独特认知体系\"的合法性，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提供范例。
其意义超越命理学本身，成为观察中国知识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窗口。
通过理性化改造、伦理化提升与学科化建构，袁树珊使古老术数在西学冲击下获得新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