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五星日月之会：“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日月之会”即日月运行至同一区域的天文现象（如朔望）。
古代天文历法与术数相通，认为五星日月的运行交会与人间吉凶相关。
3 凶厄之患、吉隆之善：“凶厄”指灾祸、困厄，“吉隆”指吉祥、兴隆，二者分别对应人间的吉凶两类境遇，是古代术数预测的核心范畴。
4 其术皆出焉：“其术”指探究天文、预测吉凶的方术，“出焉”指源于“五星日月之会”的天文观测与规律总结，体现古代“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文现象是人间吉凶的征兆。
5 圣人知命之术：“圣人”指古代被推崇的智慧者，“知命”即了解天命、知晓命运，此句强调这类方术在古人认知中，是圣人通过天文观测把握天命、预判世事的手段。
总结：本章节主要讲了。
数术类下设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小类，涵盖天文历法、星占、卜筮等内容，反映了汉代对“天命”的系统性认知 。
班固通过“探知五星日月之会”的表述，将术数的源头追溯至天文观测，揭示了古代科学（天文历法）与神秘文化（术数预测）的交融 。
强调“圣人知命之术”，体现了汉代“以天统人”的政治哲学，即通过天文现象论证统治合法性。
二、核心概念：天文观测与术数的关联
天文内涵：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与日月的运行交会，如朔望（日月同宫）、五星连珠等特殊天象。
古代认为此类天象是“天地交感”的标志，如“五星连珠”被视为改朝换代的祥瑞（如汉高祖刘邦称帝时的“五星聚东井”）。
天文观测不仅用于制定历法（如《太初历》以“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为历元），更被赋予预测吉凶的功能。
定义：“术”指方术，“数”指气数、数理，是通过阴阳五行生克制化推演人事吉凶的学问 。
天文类：直接观测星象以预测军国大事（如《史记·天官书》）。
五行类：以五行生克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如《洪范五行传》）。
蓍龟类：通过龟甲占卜或蓍草揲卦预测具体事件（如《周易》） 。
探知凶厄之患：如彗星出现预示战乱，日食象征君主失德。
预判吉隆之善：如岁星（木星）顺行预示五谷丰登，月晕环抱预示和平安宁。
汉代盛行“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与人是“同类相动”
天有阴阳五行，人有五脏六腑；天有日月星辰，人有耳目口鼻。
天文现象的异常（如日食、地震）是上天对人间过失的警示，而祥瑞（如嘉禾、甘露）则是对德政的嘉奖。
圣人的角色：“圣人”通过观测天象、推演术数，成为“天意”的解读者，其职责是“制礼作乐，以应天道”。
伦理导向：术数预测并非单纯追求吉凶，更在于引导君主“修德以应天”，如董仲舒提出“灾异谴告说”，强调通过德行改善命运。
术数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成为王朝合法性的依据。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将术数与儒家伦理结合，形成“君权神授”理论。
历代王朝均设“太史令”“司天监”等机构，专职观测天象、编制历法、解释灾异 。
择吉：婚丧嫁娶、破土动工需选择吉日（如《协纪辨方书》）。
风水：通过勘察地形（堪舆）选择住宅或墓地，以趋吉避凶（如《青囊经》）。
命理：以出生时辰的干支推算命运（如八字术、紫微斗数），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精确预测日月食、五星运行，汉代天文学家发明了“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仪器。
《太初历》《大明历》等历法的制定，均以天文观测为基础，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
术数将自然现象与人事强行关联，存在主观附会的成分。
日食本是自然现象，却被解释为“阴侵阳”，要求君主“减膳、避正殿”。
民间术数常被江湖术士利用，沦为骗取钱财的工具 。
术数虽包含迷信色彩，但其对“天人关系”刻影响了中国文化：
中医理论：以五行生克解释五脏关系（如“肝属木，心属火”），形成独特的病理体系。
文学艺术：星象、占卜成为诗词、小说的常见意象（如《三国演义》中的“夜观天象”）。
其核心是通过“天人感应”思想，将自然规律与社会秩序相绑定，既体现了古人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也为政治统治和民间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其对中国传统科学、哲学、宗教的深远影响，至今仍可在文化基因中窥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