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党议员团连络办公室内紧急商定的反击策略，如同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以令人瞠目的速度与效率，在东京的政治棋盘上迅速铺开，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这股由绝望与愤怒凝聚而成的力量，决心要冲破右翼阵营利用刺杀事件精心构筑的舆论牢笼。
当天下午，位于国会附近，常年弥漫着政治气息的格兰特皇宫酒店宴会厅内，早已是人头攒动，水泄不通。
这里曾是无数重大政治声明发布的舞台，今天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社党资深议员吉川彰亮，这位以辩才和稳健着称的党内干将，步履沉稳的走到了密密麻麻的麦克风前。
他身后，深红色的社党党旗垂落，宛如一道坚定的屏障，身旁则端坐着包括大西厚在内的几位党内内核议员。
他们面色凝重，宛若磐石，为吉川彰亮压阵。
台下，来自各大媒体的记者们早已严阵以待，长枪短炮般的摄象机镜头对准了主讲台，密集的快门声有若骤雨敲打笆蕉，连绵不绝，闪铄的镁光灯更是将整个发布会现场映照得跟白昼一样。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期待，审视与紧张的特殊气息，每个人都预感到，这将是一场足以影响事件走向的关键发布会。
吉川彰亮没有携带讲稿。
原因很简单，他深知，在这种关键时刻，任何照本宣科都会显得缺乏诚意和力量。
吉川彰亮双手轻轻按住讲台边缘，目光平视前方，沉稳的扫过全场，那眼神中既有沉痛的哀悼，更有不容置疑的坚定。
他清了清嗓子，低沉压抑的悲怆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宴会厅的每一个角落。
“各位媒体界的同仁，诸位国民，家好！”
“首先，我谨代表社党全体成员，对两天前在板桥花火大会上发生的针对东京都渡边浩仁议员的野蛮，卑劣的暴力刺杀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无论其动机为何，无论背后有何种隐情，采用个人恐怖主义的手段来达成目的，都是对民主政治根基最凶残的践踏，是对我们赖以生存的法治社会最公然的挑衅！“
“这种行径，与我党所一贯秉持的和平、民主、理性的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是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必须连根拔除的毒瘤！“
吉川彰亮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凛然的正气，试图率先抢占道德制高点。
紧接着，他话锋陡然一转，如同利剑出鞘，语气中的沉痛迅速被一种被压抑已久的愤怒所取代，声调也拔高了几分。
“然而，在悲痛与谴责之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勇气指出，某些势力，特别是那些掌握着庞大舆论工具，试图一手遮天的右翼势力，正在利用这起令人心碎，本质上属于孤立的恶性事件，进行着一场极其卑劣，毫无底线，充满恶意的政治栽赃和污名化运动！“
吉川彰亮猛地拿起早已准备好，放在讲台上的那份《读卖新闻》，将其头版那行刺眼的标题【刺杀渡边议员黑手直指社党？】高高举起，尽可能的向台下所有记者展示。
他的手指用力的戳点着报纸的版面，仿佛要将其洞穿。
“请看！就是这样的标题！黑直指”？这是何等荒谬，何等不负责任，何等居回测的诱导！”
“通篇报道，除了据消息人士透露”、分析认为’、观察家推测’这类模糊不清，无法证伪的信源之外，可曾拿出任何一点经得起推敲的实质证据？“
说着，吉川彰亮挥舞着手臂：“没有！有的只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卑劣手法！”
“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了转移国民对当前严峻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脆弱的经济复苏，以及农村地区凋敝的人口。“
“他们就是为了打压作为最大在野党，始终为其施政设置障碍的我党，更是为了彻底破坏日本得来不易的民主政治生态，开历史倒车！”
他的言辞犀利如刀，每一个字都象是经过千锤百炼，重重的砸在在场每个人的耳膜上o
吉川彰亮放下报纸，双手再次撑住讲台，身体微微前倾，目光锐利的扫视着台下，好象要穿透每一台摄象机，直接与屏幕后的国民对话。
“我在此，必须以最郑重，最严肃的态度声明：社党与此次刺杀事件，毫无任何关联！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我党自创立以来，历来信奉并身体力行的，是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通过既有的民主程序，通过争取多数国民的理解与支持，来一步步实现我们的政治诉求与社会理想。“
“我们旗帜鲜明的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更唾弃个人恐怖主义这种毫无前途可言的绝望行径！”
“右翼媒体及其背后势力这种不负责任的污蔑，不仅是对我党清白的沾污，更是对我党数十年来，无数前辈为和平、为民主、为社会公正而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的光荣历史的亵读与背叛！”
随后，他将反击的矛头指向了具体细节。
吉川彰亮详细引用了石川隆一警官在接受采访时几乎所有的原话，逐字逐句的进行对比分析。
“诸位不妨冷静客观的对照一下，石川隆一警官在现场是如何谨慎，克制的表述的。”
“他强调的是一切仍在调查中’，强调的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强调的是目前尚未发现直接证据指向特定政治团体’。这才是执法机关在案件初期应有，负责任的态度。”
“可是，请家再看看《读卖新闻》等等媒体，是如何对其进解读和再创作的？”
“他们刻意忽略“尚未发现’、“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些关键限定词，大肆喧染可能有关&039;、“存在嫌疑’，通过选择性报道和煽动性的词汇，进行赤裸裸的舆论操纵和引导！”
“这不是报道新闻，这是在编撰小说，是在践踏公众的知情权，是在愚弄国民的判断力！”
吉川彰亮的分析条理清淅，逻辑严密，企图将媒体的报道与警方官方表态之间的巨大鸿沟清淅的揭示出来，引导公众思考其中的操纵。
到了记者提问环节，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更加紧张激烈，宛如绷紧的弓弦。
一名众所周知与自由党关系密切，供职于保守派媒体的记者，立刻抢到了提问权。
他的问题好似淬毒的匕首，直指社党一直试图回避的软肋。
“吉川议员，您反复强调社党与刺杀无关，我们姑且相信贵党层的官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贵党内部，尤其是在支持贵党的部分激进工会，以及一些深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学生团体中，确实长期存在着鼓吹暴力革命，否定议会道路的极端派别和思潮。”
“您如何能够百分之百的保证，这次刺杀事件，不是这些不受控制的极端派别，或者某个深受其影响的个人所为？”
“在此前提下，贵党是否应该首先反思自身，清理门户，加强内部纪律约束，而不是味的指责媒体报道不公？”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直接触及了社党内部成分复杂，存在激进势力的现实。
霎时间，全场目光瞬间聚焦在吉川彰亮身上，等待着他的回应。
吉川彰亮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
他甚至连片刻的沉吟都没有，立即迎上了提问者的视线，反驳就象早已准备好的盾牌，坚固而有力。
“这位先生，您的问题本身，就缺省了一个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并且巧妙的偷换了概念。”
“首先，任何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大型政治团体，其支持者成分都必然是多元复杂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社会学常识。“
“我党拥有严格的党纪和明确无误的政治纲领，所有党员，以及隶属于我党影响下的主要工会、团体，其公开的政治活动都必须遵守“议会斗争’这一根本原则，这是不容逾越的红线。”
吉川彰亮稍微提高了音量，继续说道：“您所提到的所谓“极端派别”，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从来不代表，也从未得到过我党官方任何形式的认可或支持。”
“事实上，我党内部对于这类偏离主流路线的思潮，一直保持着警剔和必要的批评。”
“相反，我想请问，长期执政的自由党，以及其政治盟友，长期以来是如何对待那些活跃于街头，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甚至不乏暴力排外行为的右翼团体的？”
“是严厉谴责并划清界限了吗？恐怕并非如此吧？”
“据我们所知，不少这样的团体与自由党内的某些派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些议题上充当其冲锋陷阵的马前卒。“
“那么，按照您的逻辑，自由党是否更应该首先彻底的清理自己的门户，以证明其与暴力割席的决心？”
他巧妙的将问题抛了回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发了台下记者一阵轻微的骚动和交头接耳。
又一名来自一家相对中立媒体的记者接过话筒问道：“吉川议员，关于石川隆一警官本人，社党是如何评价的？“
“您是否认为他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是他接受采访时的言论，尽管本身可能相对客观，但客观上是否确实助长了右翼媒体的舆论攻势，为他们的曲解提供了最初的素材？”
这个问题很深沉，需要更谨慎的回答。
吉川彰亮稍作思索，组织了一下语言。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对于石川隆一警官在事件现场，不顾个人安危，果断制止犯罪，保护渡边议员生命的英勇行为，社党表示高度的赞赏和诚挚的感谢。这是每一位尽职尽责的警察都应得的荣誉。”
“至于他的言论，正如我前面所详细分析的，其本身是符合警方在案件调查初期所应持有的审慎和中立立场的。“
“问题的关键，绝不在于石川警官说了什么，而在于某些媒体，特别是右翼媒体，选择性的听，扭曲性的解读，并恶意的放大了什么。“
他舔了舔嘴唇，继续澄清道：“我们谴责的是那些扭曲事实，误导公众的行为本身，履其职责，客观陈述情况的川警官本。”
“我们也充分相信，在警视厅内部，存在着众多有识之士和秉持专业精神的官员。”
“他们绝不希望看到事态被无限扩大政治化，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对立和政治动荡，这同样不符合警察机构维护社会整体稳定的根本利益。”
这场精心组织的记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吉川彰亮以其清淅的逻辑，沉稳的态度，以及对尖锐问题迅速而有力的反驳，成功的将社党坚决否认指控并猛烈反击的立场，传递了出去。
尽管可以预见，右翼媒体在后续报道中必然会继续断章取义，攻击社党“态度强硬”、“回避自身内部问题”、“试图转移焦点”。
但同样会有一些相对中立，注重平衡报道的媒体，如《朝日新闻》和部分电视新闻节目，将在后续的报道中，较为客观的呈现社党反驳的内核要点。
同时指出“事件背后的政治解读存在巨大争议”，“社党强烈否认指控并指责右翼阵营政治操弄”等关键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将打破，右翼媒体初期营造的一言堂局面。
另一边。
就在记者会紧张进行的时候。
由大西厚议员等人负责连络和动员的工会组织。
这台社党传统的街头力量机器，已经轰然激活，开始发出巨大的轰鸣。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全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下属的东京都内各主要产业工会。
在大西厚及其所属派系议员的直接动员和压力下，多个具有影响力和动员能力的大型工会，包括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同盟”内部较为激进的派系，迅速发出了罢工和集会抗议的号召。
动员令通过工会系统的层层网络，以电话、传真、乃至专人通知的方式，迅速传达到了各个工厂，企业和基层工会。
次日上午。
位于东京都心的几个内核政治局域，特别是国会议事堂，首相官邸，自由党总部以及几家主要右翼报社，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附近的广场，主要干道交叉口以及公共空间，开始出现零星，有着组织性的工人集会。
起初，规模并不算大，主要由各工会的干部，骨干分子和内核积极分子组成。
他们大多穿着工装或印有工会标志的外套，举着临时赶制，略显简陋的标语牌和横幅。
上面用醒目的黑色大字写着“反对污蔑社党！”，“捍卫民主，反对媒体操控！”，“要求自由党停止政治迫害！”，“言论自由不是造谣自由！”等口号。
抗议的人群秩序井然，时而齐声高呼口号，时而向匆匆路过的市民散发传单，传单上印着社党记者会的主要内容和针对右翼媒体的驳斥要点。
他们意图绕过主流媒体，直接向民众解释社党的立场，并评击右翼媒体的不实报道。
最初，路过的市民大多行色匆匆，投来或好奇，或疑惑，或漠然的目光，真正驻足聆听并接受传单的人并不算多。
东京这座大都市的日常节奏并未被这些小规模的集会而打乱。
但到了这天下午，随着工会组织力量的进一步深入动员，以及社党记者会内容通过部分媒体和人际传播的持续发酵，集会现场的参与人数开始显著增加。
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或者对政治并不太关心的普通工会成员，在社党基层组织和工会干部的反复劝说，甚至略带压力的动员下，也纷纷走下了生产线或办公室，添加了街头抗议的行列。
集会现场的气氛也逐渐升温，常常有社党的底层党员，或者支持该党的左翼知识分子，活动家登上临时搬来的木箱或台阶，发表即兴充满激情的演讲。
他们不仅控诉此次的媒体冤狱，更将这次舆论攻击与工人阶层长期以来遭受的低工资，过长劳动时间，恶劣工作环境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深层问题联系起来。
激昂的言辞和悲愤的控诉，往往能引来围观人群阵阵共鸣的掌声和欢呼声。
抗议的诉求，从单纯的澄清事实，开始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批判领域延伸。
警察方面显然对此早有预料和准备。
早在社党记者会结束不久，警视厅高层就已经通过内部渠道获悉了工会可能组织抗议活动的信息。
大批身着深蓝色制服，头戴盔帽，手持盾牌的警察被紧急部署到各个可能的集会地点周围。
他们组成一道道人墙，严密的监视着人群的一举一动，表情严肃而警剔。
警方设置了明显的警戒线和路障，阻止抗议人群向国会议事堂，首相官邸等内核政治局域过度靠近或试图包围。
现场气氛紧张，宛然拉满的弓弦，双方在无声中对峙着。
可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警察除了必要的监视和隔离外，并未采取更进一步的强制驱散措施。
尽管现场口号震天，却未发生大规模的身体冲突和暴力事件。
警察的这种相对克制态度，或许与上层不愿在敏感时期进一步激化矛盾，授人以柄的考量有关。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在警视厅内部，存在着类似于石川隆一在内部报告中所建议的“严密监控，避免直接冲突，以防事态升级，陷入被动”的策略思路。
另一侧，与工会行动同步，甚而更为激进的学生运动也开始被点燃，并迅速响应。
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等知名高校校园内，与社党关系密切，或者自身政治立场就偏左的学生团体和组织，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水面，快速活跃起来。
校园里的公告栏，教程楼墙壁，乃至食堂门口，一夜之间贴满了各式各样，手写或打印的大字报和宣言书。
它们用激烈的言辞谴责右翼媒体的“报道暴力”和“言论恐怖”，声援社党的“正义反击”，呼吁同学们站出来，“捍卫民主，粉碎右翼的阴谋”。
学生们在校园内的广场，草坪上组织起小规模的辩论会，抗议集会，激昂的学生领袖站在高处，挥舞着手臂，向围拢的同学宣讲时局，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种聚会，往往能吸引大量学生围观和讨论。
很快，学生们的行动便不再满足于校园的围墙之内。
一队队高举着自制横幅，喊着整齐划一又充满火药味口号的学生队伍，开始走出校门，试图冲向街头，与工人群体的集会汇合，形成工农学联合的声势。
相比于组织纪律性更强的工人团体，学生队伍显得更加散漫，但也更加激情四溢，充满理想主义的冲动。
他们打出的标语言辞也往往更为直接和激烈，除了声援社党的内容外，还出现了极其浓厚左翼激进色彩的字样。
这些年轻而愤怒的面孔与维持秩序的警察之间，发生了更多，更频繁的小摩擦和推搡。
学生们试图冲破警戒线，警察则坚决阻拦，双方在街头展开了一场力量与意志的较量c
一时间，口号声、哨子声，警方的扩音器警告声，以及双方的争吵声混杂在一起，使得东京都心的这几个局域，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
一场由社党在幕后协调策划，由工会组织和学生团体担当主力的街头抗议浪潮，在东京的几个内核政治局域逐渐形成汇聚。
虽然其规模和强度尚未达到席卷全城，动摇国本的程度，但其展现出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以及迅速将舆论争议转化为街头行动的执行力，已经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引起了自由党政府和右翼阵营的高度警剔与不安。
各大报纸和广播电台开始频繁报道这些抗议活动，报道的视角和措辞则鲜明的体现了各自的立场。
右翼媒体大多称之为“受左翼政客煽动的暴民闹事”，“企图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集会”，而左翼或受其影响的媒体则更多的称之为“民众自发的正义怒吼”，“对政治诬陷的合理反弹”。
在国会内部，社党议员团的反击同样凌厉而高效。
他们将战场从街头延伸到了庄严的国会议事堂。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国会正式质询中，社党议员团抓住机会，向自由党把持的内阁发起了多轮猛烈，精心设计的攻势。
质询的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警方在花火大会安保工作上存在显而易见的严重失职。
社党资深议员，一位以追问犀利着称的法务专家，站在质询台上，目光如炬，直指内阁官员和列席的警视厅高层。
“请问内阁官房长官，以及负责安保工作的警视总监，为何在人员如此密集的公共活动中，能让携带明显利器的凶徒，如此轻易的接近我方重要政治人物，并几乎得逞？“
“警方事先的情报收集和风险评估机制是否形同虚设？是否存在致命的漏洞和疏忽？”
“对于如此重大的安保失败，警视厅高层，乃至负责安保事务的内阁官员，是否应该有人站出来，承担起应有的政治和行政责任？“
这一质问切中要害，直接击中了自由党政府在事件中理亏的软肋。
自由党出身的内阁官房长官在答辩时，面色槛尬，额角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只能反复使用着官僚体系惯用的托辞，强调“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事件详细经过”，“具体安保环节的疏漏有待进一步查明”，“相关工作人员在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已经尽力”等套话。
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明确，令人信服的解释，更无法做出任何关于问责的实质性承诺。
这种苍白无力的辩解，不仅未能平息社党的不满，反而通过电视直播，给民众留下了政府试图推委责任的负面印象。
紧接着，社党议员又将犀利的矛头指向了政府与媒体的暖味关系，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政治操作。
他们向内阁连续发问，要求其明确表态：“内阁是否认同《读卖新闻》等媒体，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刺杀事件与在野党进行关联的报道方式？政府是否有意利用此次悲剧事件，作为打压政治对手的工具？”
“内阁是否打算，或者已经动用了任何行政手段，私下鼓励纵容，甚至指示媒体进行这种煽动社会对立，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不负责任行为？”
面对这些直指内核的敏感问题，内阁官员们的回应变得更加谨慎，闪铄其词。
他们一方面不得不重申“政府尊重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原则”。
另一方面又含糊其辞的表示“希望并相信媒体机构能够秉持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进行客观公正的全面报道”，企图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可惜，这种骑墙，不置可否的态度，根本无法满足社党要求其划清界限的诉求。
也无法有效安抚那些支持社党，以及对媒体不公报道感到愤怒的民众，反而更让人怀疑自由党政府与右翼媒体之间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国会讲坛上的辩论充满了火药味，质询与答辩往来交锋，异常激烈。
社党议员们显然有备而来。
他们充分利用每一次质询的机会，不仅致力于为自身洗刷污名，更将议题引向自由党政府施政下的各种沉病宿疾和不受欢迎的政策。
例如备受争议的日美安保条约及其带来的潜在风险，经济表面增长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与产业凋敝问题等等。
他们试图将这次单一的刺杀事件及其后续风波，转化为对自由党长期执政能力，施政理念及其社会后果的全面质疑和批判。
自由党议员则不甘示弱，奋力反击。
他们不断强调“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并且，有他们还暗示社党及其支持者目前采取的激烈对抗行动，本身就是在破坏这种稳定，是在“煽动民粹”，甚至“包藏祸心”
，国会内的唇枪舌剑，通过媒体的报道传播出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政治对立气氛，使得整个国家仿佛都沉浸在一种非左即右的撕裂感之中。
在这场舆论战和街头斗争如火如荼的进行时，政治旋涡中心的各方视线，也并未完全从那个最初被推上前台的关键人物，石川隆一身上移开。
一场，社党内部在一次小范围的高层形势评估会议上。
吉川彰亮再次提到了这个名字。
“那个叫做石川隆一的警官，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依旧保持着一种让人意外，甚至是刻意的沉默和低调。“
“除了事件发生后第二天那次必要，也可能是被安排的公开采访之外，他再也没有对任何媒体发表过任何新的言论，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个人深度参与或配合了右翼阵营后续的舆论炒作。”
大西厚议员习惯性的皱着眉头，手指无意识的敲击着桌面，显示出其内心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
“或许这只是他个人的谨慎，或者更可能的是，他直接得到了警视厅乃至更高层级的严令，要求他封口。”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他在这个事件中所处的关键位置。”
“所以，我们必须关注石川隆一的一举一动，包括任何后续表态，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可能对舆论走向产生微妙但重要的影响。“
“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极可能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变量。”
吉川彰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随即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
“大西君的分析有道理。考虑到这一点，我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极其隐秘非官方的间接渠道，与他进行一些—非常初步，非正式的接触？”
“当然，目的不在于收买或施加压力，那太危险。至少，我们可以尝试摸清他个人的真实态度和政治倾向，了解一下他对目前事态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或许能侧面探听一下，警视厅内部，特别是直接负责调查此案的部门，到目前为止到底掌握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情况？以及整个调查的大方向，是否受到了来自政治层面的不当干预或引导？“
这个提议确实颇为大胆，也蕴含着不小的风险。
与一名正在处理高度敏感政治案件的现役警官进行任何形式的私下接触，一旦泄露，无疑会授人以柄，给对手送上攻击的“重磅炸弹”，坐实“做贼心虚”、“勾结警方”的指控。
可考虑到石川隆一在此事中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社党目前面临的严峻被动局面，获取内部信息的渴望压过了对风险的担忧。
大西厚在长时间的权衡利弊，沉默思考之后，最终缓缓的点了点头，表示了有限的同意。
“可以尝试进行最初步的试探，但必须设置严格的红线。要选择绝对可靠，与我们党关系隐蔽，且具备足够应变能力的中间人。“
“另外，接触过程必须确保安全，不留任何书面或电子记录，还要做好情况不对就马上切断联系，完全否认的准备。“
说到此处，他深深的道：“这步棋，走好了可能打开局面，走错了，就是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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