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山书房内的气氛凝重得如同实质。技术队的强光灯将室内照得纤毫毕现，却照不透笼罩在众人心头的疑云。刘世友沉默地站在房间中央，目光再次扫过这个堪称“完美”的现场。
冯浩川站在他身旁，眉头紧锁，手里拿着初步的现场记录和遗书复印件。“头儿，”他压低声音，语气充满了理性的分析，“从逻辑层面看，这里几乎无懈可击。密闭空间，唯一的钥匙在死者口袋内，窗户反锁，没有暴力闯入痕迹。遗书内容与他的债务危机完全对应，笔迹初步比对也符合。法医初检，体表无外伤，符合药物中毒特征。所有线索都严丝合缝地指向自杀。”
他顿了顿，看向刘世友：“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就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支持自杀的概率远远大于他杀。郑局那边希望尽快稳定局面，这种涉及地方知名企业家的案子，拖久了确实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猜测和动荡。”
刘世友没有立刻反驳，他走到书桌前，指着那份遗书：“浩川，你看这遗书的措辞。‘深感愧对股东员工’，‘无力回天，唯有一死以谢罪’，‘愿来生再报亲恩’……逻辑清晰，用词书面化，甚至带着点程式化的悲壮。一个在极度绝望、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他的思维真的能如此条理分明吗？少了点临死前该有的情绪碎片，少了点……对具体人或事那种不甘心的怨怼或刻骨的留恋。”
冯浩川推了推眼镜，认真审视着遗书：“你的观察很细致。但这也可以解释为，陈宝山是个极度理性、甚至可能在崩溃前经过了长时间深思熟虑的人。他选择用一种相对‘体面’的方式告别。这种情况在高知、高管阶层并非没有先例。”
“可能。”刘世友不置可否，转身走向那扇落地窗，“但可能性，不能代替证据。我坚持二次勘查和深度鉴定的申请。”
正在这时，刘世友的手机响了，是郑国强打来的。他走到相对安静的角落接听。
“世友，现场情况怎么样了？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郑局长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耐烦，“区里领导已经打电话过来询问了，媒体那边也听到了风声。陈宝山的公司现在群龙无首，必须尽快有个明确的结论，稳定人心！”
“郑局，现场初步勘查结束，但发现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厘清。”刘世友尽量让语气保持平稳，“我已经安排技术队进行二次勘查，并对遗书等关键物证申请更深入的鉴定。”
“还有必要吗？”郑国强的声音抬高了几分，“派出所和先期技术队的报告我都看了，证据很充分嘛！世友，我知道你办案仔细，但也要分情况！现在不是钻牛角尖的时候，要讲政治，顾大局！尽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郑局，我理解目前的压力。”刘世友没有退让，但语气依旧恭敬，“正是因为结论重大，涉及人命，我们才更需要确保万无一失。如果草率结案，日后万一出现反转，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更大。请给我一点时间，把该做的检验做完。”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只能听到郑国强粗重的呼吸声。最终，他带着一丝妥协的愠怒说道：“好！我再给你四十八小时！四十八小时后，我要看到一份有充分证据支撑的、明确的报告！否则，你就按现有证据给我结案！”
电话被挂断，忙音传来。刘世友能感觉到背后冯浩川和其他队员投来的目光，有理解，有担忧，或许也有一丝不解。他承受着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以及可能判断错误带来的风险。
他收起手机，面无表情地走回房间中央。
“都听到了？”他扫了一眼在场的队员，“四十八小时。技术队，重点排查窗户、窗帘及周边区域，我要微痕和纤维的详细报告。浩川，你协调一下，催一下法医那边和笔迹鉴定专家的进度。”
他没有多做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命令清晰明确。
冯浩川看着刘世友坚毅的侧脸，想起了大学时“图书馆”事件后，刘世友也是这般沉默而执着地寻找每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他心中那点因为逻辑推导而倾向于自杀结论的想法动摇了。他点了点头：“明白，我马上联系。”
技术队员们也感受到了气氛的紧张，纷纷行动起来，更加专注地投入到二次勘查中。
刘世友则再次将目光投向那扇落地窗。窗外是别墅精心打理的花园，阳光明媚。而窗内，却是一个被死亡和疑团笼罩的封闭空间。郑局长的压力如同无形的枷锁，而父亲当年悬案带来的阴影则是驱使他前进的无形鞭策。
他孤立地站在房间中央，仿佛与周围忙碌的景象隔着一层透明的屏障。所有的压力、质疑和期望，都沉沉地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他知道，这四十八小时，将是对他信念、能力和判断力的极致考验。
他深吸一口气，将杂念摒除，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专注。无论压力多大，他必须找到那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