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村的旧祠堂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沈砚之搬来几张旧书桌，在门口挂了块“蒙学”的木牌，就算把学堂重开了。来上学的孩子不多，都是村里的农家子弟，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却背着娘亲手缝的书包，眼睛亮得像星星。
“今日不讲《论语》，先学量地。”沈砚之拿起一根竹竿，上面刻着刻度，“这是丈杆，量土地用的。你们家有几亩田，用它一量就知道，再也不怕被人多占了。”
孩子们好奇地围过来，摸着竹竿上的刻度。铁匠家的小子铁蛋问：“沈爷爷，您当过大官，为啥回来教我们量地？”
沈砚之蹲下身，指着院里的小渠：“官再大，也得靠这渠水、这田地活着。就像这渠，源头在村外的河，要是忘了源头，水就干了；人要是忘了根，就站不稳。你们学量地、算收、看水情，就是守住自己的根。”
他教孩子们用算盘算收成，“一亩地收三石稻，十亩地收多少？”；教他们看云识天气，“乌云像墨汁，就要下雨了，得赶紧收麦子”；还带着他们去渠边，教“怎么看水势，才知道会不会淹了田”。
有次上课，沈砚之让孩子们画自家的田地，铁蛋画得歪歪扭扭，却在田边画了个小小的稻草人。“这是我爹扎的，能吓走麻雀。”铁蛋得意地说。沈砚之看着画，忽然在稻草人旁边画了条小渠：“再画上渠，水就能流到田里，稻子长得更好。
孩子们的课本，是沈砚之亲手写的，每页都画着图画：量地的丈杆、算收的算盘、看水情的标尺，旁边写着简单的字，“量地要平，算收要准，看水要细”。家长们来看了，都笑着说：“这课本好，连俺们都能看懂。”
墨兰则把淑贤女学的模式搬到了村里。她在祠堂的另一角开了个“女学”，教村姑们算学、辨药、纺线。起初只有几个胆大的姑娘来，怕被人说“不务正业”。墨兰也不劝，只把自己纺的线摆在桌上——比村里最好的织女纺的还匀，卖价高了两成。
“这线咋纺的？”隔壁村的二丫忍不住问。墨兰笑着教她：“纺车轴上缠圈麻线，转起来稳；左手放线要匀，右手摇车要慢。”二丫试了试，果然纺出的线更细匀，高兴得直拍手。
消息传开，来学的姑娘越来越多。墨兰教她们用算学记账，“卖鸡蛋赚了多少，买布料花了多少，一减就知道剩多少”；教她们认草药，“头疼了嚼片薄荷，烫伤了涂些獾油”；还教她们做“改良版腌菜”，说“这样能多放半年，冬天也能吃着脆的”。
有个老妪拄着拐杖来看，见姑娘们围着墨兰学算筹，嘀咕道：“女人家学这些干啥？还不是要嫁人做饭。”
墨兰笑着递过一匹新纺的蓝布：“大娘您看，这布匀不匀？镇上的布庄说，这样的布能多卖两个钱。姑娘们学了本事，嫁人后能帮着家里算账、持家，日子不是更宽裕？”
老妪摸着布，又看了看姑娘们手里的账本，上面的数字整整齐齐，不由得点头：“倒也是个理。”
村学的日子过得踏实。白日里，祠堂前半院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一亩等于六十平方丈”；后半院是姑娘们的笑声，“这草药叫蒲公英，能治上火”。沈砚之教孩子们在渠边观察水情，墨兰带姑娘们在试验田选稻种，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慢慢移，像个慈祥的看客。
有次县太爷来视察，见沈砚之在教孩子量地，裤脚沾着泥；墨兰在教姑娘们纺线，手上带着茧，不由得感叹：“沈相夫妇把朝堂的本事，都用到村里了。”
沈砚之直起身，擦了擦汗：“这才是真本事。能让孩子知道田有多大，能让姑娘纺出好线，比在朝堂上写十道奏折都实在。”
墨兰也笑着说：“村里的日子，不就是靠这些一点点过好的？”
夕阳西下，孩子们背着书包回家，嘴里念叨着“量地口诀”；姑娘们拿着新纺的线，说要给爹娘做件新衣裳。祠堂的门慢慢关上，却关不住里面的墨香、药香、线香，混着院里的渠水声，在沈家村的暮色里，酿成了最安稳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