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政治动员(1 / 1)

“将军,老百姓根本不信我们。”

柳明站在郑州城东的打谷场上,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吹散。他刚从乡下回来,衣袖上还沾着泥点,眼神里满是挫败。

向拯民皱眉:“怎么说?”

“我跟他们讲‘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他们问:‘鞑子是谁?华夏又在哪?’”柳明苦笑,“有个老农反问我:‘你们打完仗就走,留下的税谁来收?地谁来分?’”

向拯民沉默了。雪魄蹲在他脚边,尾巴轻轻扫着地面,仿佛也听懂了这份无力。

北伐军一路攻城略地,可民心却像干裂的河床——看着有水,一碰就碎。百姓怕兵,更怕“新官”。他们只认一个理:谁能让我吃饱饭、睡安稳觉,谁就是好官。

“光喊口号没用。”覃玉从人群后走出来,手里抱着一摞手抄本,“得让他们看见‘华夏’是什么。”

她翻开一页,上面画着简笔图:左边是明朝官吏强征人头税,百姓跪地哭嚎;右边是华夏军分田发粮,孩童上学堂。“这是我和学堂的孩子们一起编的《安民图说》,用土话写,配图画,识字的人能读,不识字的也能看懂。”

向拯民眼睛一亮:“这比千篇檄文都有用。”

“但还不够。”覃玉望向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老百姓要的不是大道理,是日子。我们要把‘华夏’变成他们碗里的米、孩子身上的衣、田里的牛。”

当晚,三人围坐在油灯下,制定“三进三见”动员计划:

进村、进户、进心;见粮、见学、见安。

第二天,一支特殊的队伍出发了。

没有战鼓,没有刀枪,只有十几辆牛车,载着粮食、布匹、课本和药箱。带队的是覃玉,随行的有柳明、阿朵,还有几个从民族学堂毕业的少年。

第一站,是郑州郊外的李家洼——三天前刚遭流寇洗劫,全村只剩断墙残瓦。

村民们远远躲着,眼神警惕如野鹿。

覃玉没急着说话,先让阿朵给伤员包扎,又命人架起锅灶,熬了一大锅热粥。香气飘出去老远,几个饿得眼冒金星的孩子忍不住凑近。

“吃吧。”覃玉舀了一碗,亲手递给最小的那个。

孩子怯生生接过,狼吞虎咽。母亲在后面抹泪:“姑娘你们真是官军?咋不抢东西?”

“我们不是官军。”覃玉蹲下身,平视她的眼睛,“我们是来帮你们重建家园的。”

当天下午,华夏军开始帮村民修房、挖井、分种子。晚上,柳明在打谷场挂起白布,用油灯投影《安民图说》——这是向拯民从战术背包里翻出的简易幻灯片改造的。

“看,这是明朝的税吏。”他指着画面,“一年收三次粮,还要交‘火耗银’‘马草钱’。你种十石米,到手不到三石。”

村民哗然。

“再看这边,”柳明换一张,“华夏新政:废人头税,按田亩纳粮;每户分五亩地;孩子免费上学;生病有医馆。”

一个老汉颤巍巍站起来:“真真的?”

“明天就量地。”覃玉朗声道,“我覃玉以性命担保——若有一句虚言,天打雷劈!”

人群中静了片刻,忽然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可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顺利。

在许昌附近的赵家集,豪强赵老爷早放出话:“谁敢信华夏军,就别想在村里立足!”他煽动村民:“他们今天分地,明天就要抽丁!什么‘华夏’?分明是妖人夺权!”

覃玉一行刚进村,就被石头砸了出来。

“怎么办?”柳明捂着额头的血问。

覃玉咬唇不语。这时,一个瘦小的身影从草垛后钻出来——是个叫小豆子的放牛娃,曾偷偷听过学堂的课。

“姐姐,”他低声说,“赵老爷最怕两件事:一是他私藏的明朝官印被揭发,二是他儿子在城里赌输了五百两,欠了高利贷。”

覃玉眼睛一亮。

当晚,华夏军没进村,而是在村口搭台唱戏——演的是一出新编豫剧《白虎护民记》,讲的正是向拯民与雪魄如何惩治贪官、救百姓于水火。

赵老爷本想带人砸场子,可一看台下黑压压全是人,又怂了。更糟的是,戏里那个贪官,长得竟和他有七分像!

第二天,覃玉派人送去一封信:“赵老爷若愿捐粮百石助建义学,过往之事,一笔勾销。若不愿明日戏台,主角便是您了。”

赵老爷瘫坐在太师椅上,冷汗直流。当天下午,他亲自押着粮车来到村口,还“自愿”捐出二十亩良田办学堂。

消息传开,周边豪强纷纷低头。

但真正的转机,来自一场葬礼。

郑州城西有个叫王铁柱的汉子,儿子被明军抓去当夫役,死在半道。他悲愤之下,带着全村人拦住华夏军的路,哭喊:“你们说救民,可我儿尸骨未寒!”

向拯民没辩解,而是下令全军列队,为王铁柱的儿子举行公祭。

那天,三千将士肃立,向拯民亲扶灵柩,覃玉诵读祭文。雪魄卧在棺木旁,低吼如泣。

“自今日起,凡为华夏捐躯者,父母赡养,子女教养,田产永保。”向拯民声音沉稳,“此非恩赐,乃天理!”

王铁柱跪地痛哭,随后振臂高呼:“我王铁柱,愿为华夏先锋!”

这一幕,被画成《忠魂图》,贴遍河南城乡。

渐渐地,风向变了。

茶馆里不再传“白虎吃人”的谣言,而是讲“华夏分田”的故事;孩童口中唱的,不再是“妖人夺地”,而是新编的童谣:

“白虎啸,学堂高,

将军分田不用刀。

废苛税,建医寮,

华夏来了日子好。”

向拯民站在城楼上,听着远处隐约的歌声,对覃玉说:“你看,民心不是抢来的,是暖出来的。”

覃玉点头:“可光靠温情不够。我们还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是‘华夏’,而不是‘大明’或‘大顺’。”

于是,第二波动员启动。

他们在各村设“华夏讲坛”,不讲忠君,而讲“天下为公”;不颂帝王,而颂“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柳明甚至编了一套《格致启蒙歌》,用算术、地理、卫生知识替代四书五经。

最感人的是“老兵讲故事”活动。

一位参加过抗倭的老卒,拄着拐杖走上讲台:“当年戚家军打倭寇,靠的是军纪严明、爱民如子。如今华夏军,比戚家军还仁!他们不抢粮、不奸淫,还帮我家修房——这样的军队,不该支持吗?”

台下掌声雷动。

一个月后,河南各地自发组织“义勇团”,协助华夏军维持治安、运送物资。更有青壮主动报名参军,理由只有一句:“我想让弟弟妹妹,能安心上学。”

向拯民知道,北伐的根基,终于扎下了。

夜深人静,他与覃玉在灯下整理民情简报。雪魄卧在门口,月光洒在它雪白的皮毛上,宛如一尊守护神。

“你说,我们真的能‘恢复华夏’吗?”覃玉轻声问。

向拯民放下笔,望向窗外繁星:“华夏不是一座城,不是一个朝代,是千万人愿意为之活、为之死的信念。只要这信念在,华夏就在。”

覃玉笑了,眼中含泪:“那我们就继续,把这信念,种进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心里。”

远处,更鼓声起。

而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

一颗名为“希望”的种子,

正悄然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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