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一大早，李勃急急忙忙地骑车赶回所里，就是为了准备明天召开生产会议的材料。
可是，刚到办公楼下，放好自行车，还没有进生产科的门，恰好撞见牛长山科长和小曾从楼里走出来。
牛科长只对李勃说了一句：“我们去市里有事。”然后，就和小曾径直走了，连给李勃做出反应的时间都没留。
李勃想不明白，这周一刚上班，估计两人连椅子都没坐热，就匆忙赶回市里，究竟有什么重要事情？好象上周说过的话如同没说一样，让人不可思议！当时可是很着急的，如今却凉凉了。不知道当时是头脑发热，还是突发奇想？
既然科长都象没事人一般，李勃也觉得自己自然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先到收发室，浏览一下当天的报纸，看能否有什么价值发现。
细看这两天的《郑州晚报》，除了有两则严打的消息可看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消息。
午饭过后，照例没事干。这让李勃很不适应，还是要找点事干才好。这时，他想起了那份搁置起来的报告，10号以前要交，还是比较紧张的，索性写写吧。
报告写好，李勃也懒得再多看一眼，还是等牛科长回来以后审阅吧。
直到所里在小黑板上写出通知，局里一副局长的夫人去世，要求每个科室、大队派一人参加追悼会，李勃才明白牛科长和小曾昨天匆忙返回市里的原因，两人去帮忙办后事了。
下午，牛科长看了李勃写的报告，觉得可以就上楼报给马五行所长了。可是，回到生产科，牛科长就要李勃找一下原来的文档，以证明报告是送厅办公室，还是劳教局。
李勃好象没见过那个文档，任务是领导布置的，让他有些不知所错。办公室郭金珊副主任恰在这时，要李勃写一下各队的生产情况，才帮李勃解了围。
看来是马所长的意思，牛科长把活推了，办公室接盘，重新撰写给厅办公室的报告，李勃解脱了，能得过且过，少一份负担总是轻松的。
周三，轮到生产科值班，所里又开始集合点名，牛科长自然成了指挥官。
这种做法，已经引发部分人的逆反心里，尤如一股暗流涌出了地表。
当牛科长点名点到管理科魏晓华时，答曰：有！
牛科长瞪了他一眼，重复点：“魏晓华！”仍答：有！
牛科长明显有些生气了，再点：“魏晓华！”还是答：有！
牛科长终于忍不住了，纠正说：“只能答‘到’，不能说‘有’！”
魏晓华还不服气，顶撞说：“谁规定的不能喊‘有’？”
牛科长没有理他，把名点完，接着讲评说：“往后，要求9点钟准时点名，任何人不准躲到墙角后边。”
三大队女干警刘珠玉就不干了，紧跟着就说：“不是9点嘛，今天不到时间怎么就开始点名了，不到点咋能叫躲？”
也许没有这档子事，马上就解散了。看到队列里有人公然逆反，顶撞指挥员，马所长估计事态严重，不得不上前批讲一番了。
马所长喊了一声“立正”，看大家反应还比较迅速，接着喊了“稍息”，开始讲评：“同志们，点名时只能答‘到’，并不是哪一个人规定的，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的，条令是中央军委制定的。在我们的队伍口令里没有‘有’，国民党军队才有‘有’。另外，时间上每个人的表，都有差异，必须以指挥员的为准，任何人不能有异议！”
马所长这样讲，相当于把魏晓华和刘珠玉都批评了一顿，要把顶撞指挥员的逆风杀下去。
这还不止，接下来搞军训，来了真格的，足足训了两个小时，中间还不让休息。
训练结束，就有人给魏晓华开起玩笑：“你这国军的，咋混进了我们革命队伍？”
到了周四，李勃从后院检查各队统计日报回来，感觉天热得厉害，额头出了汗，到生产科想把毛衣脱下来。还没等扯下，电话铃响了。把毛衣扔在椅子上，赶紧接电话。
办公室郭副主任打电话把李勃叫上楼，有些遗撼似地说：“小李啊，昨天报告写的不行，郭所长又重新写了一个提纲，让咱重写呢！”
李勃接过提纲，看了看说：“报告是汇报‘质量、品种、效益年’专项活动开展情况的，没有必要把生产情况写得那么详细。咱再找郭所长说说吧。”
李勃跟着郭副主任进了郭兵站副所长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讲了一遍。
郭副所长对李勃说：“你写的这份报告，我看书生气太重，应该明了一些。”
郭副主任帮李勃解释说：“其实，生产情况不必写得那么详细。”
李勃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重点，似乎太偏了。”
话不投机，气氛越来越紧张，李勃却没特别在意。
郭副所长又说：“短一些，把改造织布厂的设想写上，你们看如何？”
李勃笑着说：“单是这一条，就够写半张纸了！”
郭副所长突然发火了：“怎么能写半张？不愿意写，放这儿，我自己写！”
郭副主任急忙拿过稿子说：“郭所长，您别急，我们拿去重写就是了。”说完，拉着李勃的骼膊，生拉硬扯把李勃拉出了门。
李勃没想到郭副所长的脸变得那么快，快赶上川剧变脸了，被郭副主任拉出门，发牢骚说：“官好当，兵不好当啊！”
郭副主任朝李勃后背拍了一掌，断喝道：“中啦！你这年轻人，顶撞领导还不够，还发什么癔症？赶紧跟我一块改稿吧。”
李勃说是说，还是老老实实地跟着郭副主任到办公室，该干的活，还是照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