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压在肩上的重量，勒进皮肉里，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酸痛的筋骨。水桶的重量，让她纤细的骼膊止不住颤斗，每迈一步都象踩在棉花上，又象是陷在泥沼里。
背上的柴捆、野菜筐，更是沉得让她几乎要匍匐在地，只能用意志强撑着，不让自己被彻底压垮。
她的身体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重量，甚至开始与它融为一体。疼痛和疲惫不再是需要感知的情绪，而是变成了她存在的背景音，像呼吸一样自然。她不再去想为什么自己要承受这些，母亲说过的“认命”，早已象铆钉一样，将她牢牢固定在这沉重的命运轨迹上。
然而，另一种重量，一种全新的、让她灵魂战栗的重量，正悄无声息地降临。
起初，是色彩。
那是一抹突兀的、刺眼的红色。村口赵家院子里挂起的红布条，在灰扑扑的土墙和枯黄草垛的映衬下，象一道新鲜的伤口。
然后是声音。
断断续续的鞭炮声，炸响在村庄寂静的空气里，不象过年时的热闹，反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仓促和尴尬。
伴随着鞭炮的，是吹鼓手有气无力的唢呐声，呜哩哇啦，吹奏着千篇一律的调子，听不出半点喜庆，倒象是一种程式化的宣告。
最后，是场景。
她看见招娣姐被一个穿着半新蓝布褂子的陌生男人领走了。招娣低着头，看不清表情，身上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红褂子，那红色和她灰白的脸色形成残酷的对比。
她的父母站在门口，脸上是一种复杂的、松了口气又带着些许难堪的神情。邻居们远远看着，交头接耳，目光里掺杂着怜悯和好奇，还有一丝习以为常的淡漠。
她忽然明白了，女孩子长大后，原来就象地里的庄稼，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被收割，被称重，被交换。而交换的筹码，就叫做“彩礼”。
这认知象一滴浓墨，滴入她原本只有灰白劳苦的心湖，迅速晕染开来。
从那以后，她的眼睛仿佛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她开始不由自主地捕捉那些与“出嫁”相关的细节，象一个无声的观察者，记录着一场场无声的交易。
她看见杏儿姐被放在一辆铺着棉被的牛车上，杏儿姐死死抓着牛车边缘的手指，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她听见杏儿姐娘压抑的哭声，和那句飘散在风里的“认命吧，闺女”。
她远远望见兰香姐出嫁的阵仗更大些，新郎是公社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胸前一朵可笑的大红花。可兰香姐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眼神空荡荡的，象个被抽走了魂灵的漂亮人偶。村里流传着她绝食、逃跑又被抓回来的故事，但最终，一切都沉寂在那身大红嫁衣之下。
每一个待嫁姐姐的脸，最后都幻化成了她自己的脸。每一种结局——麻木的、哭泣的、空洞的——都象是一条条冰冷的锁链，在她眼前晃动，等待着她将自己的脖子伸进去。
恐惧，不再是突如其来的惊吓，而是一种缓慢的、持续渗透的寒意。它弥漫在空气里，混合着尘土和猪食的味道，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进入她的身体里，沉淀到比骨骼更深的地方。
她开始害怕照镜子——虽然家里只有一块模糊的破镜片。她害怕在里面看到自己渐渐显露的、属于女性的轮廓。那不再是身体的变化，而是“价值”的显现，是即将被摆上货架的信号。
她甚至害怕夜晚的寂静。因为在寂静中，她总能听到奶奶李赵氏和那些婆子们压低的议论声，像黑暗中窸窣爬行的毒虫。
“孙家那闺女，彩礼三转一响呢！” “李家姑娘命好，嫁到镇上吃商品粮了。” “后山那老光棍，听说也攒够钱说媳妇了，就是年纪大了点……”
她能想象奶奶会用怎样挑剔、嫌弃的语气谈论她这个“灾星”，计算着她那点微薄的、“倒贴”可能都没人要的“价值”。
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比她肩上的任何重担都要沉。它无形无质，却无处不在。它让她在烈日下挥锄时感到冰冷，在深夜里疲惫不堪时无法入睡。它象一把锈钝的锯子，在她紧绷的神经上反复拉扯。
对岸，村里几个年纪相仿的姑娘在嬉笑打闹，她们的声音清脆，带着一种 无法理解的轻松。她们偶尔会谈论起未来的夫家，语气里带着羞涩和隐约的期盼。
她的未来，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奶奶那双精于算计的眼睛，是黑暗中唯一可能出现的指引——是将她引向深渊的指引。
她抬起头，望向远处连绵的群山。山的那边，还是山。就象她的命运，看不到任何出路。逃跑的念头早已熄灭，如今连“认命”都变得如此具体而恐怖。
她仿佛被钉在了一个十字路口，每一条路都通向绝望，而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步一步被时间推着，走向那个被标好了价钱的终点。
河水哗哗地流着，带走了肥皂沫，也仿佛要带走她最后一点力气。低下头，看着水中自己晃动破碎的倒影，那张脸稚嫩却布满愁苦，那双眼睛大而空洞，盛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和不解。
她未来的重量，不是扁担和水桶，而是一辆看不见的牛车，一座陌生的牢笼，一个或许比奶奶更加可怕的、未知的男人。这份重量，正一天比一天更真实、更沉重地，压在她尚未真正长成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