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伦敦，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冷潮湿之中。厚重的、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泰晤士河水浑浊地翻滚，卷着码头飘来的煤烟和雾气，让这座庞大帝国的首都显得疲惫而忧郁。维多利亚女王的逝世，如同抽走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灵魂深处的一根支柱，留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茫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街道两旁，建筑物上悬挂的黑色挽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行人的脸上也大多带着肃穆的表情。一个漫长而辉煌的时代，在凛冽的寒风中，落下了帷幕。
就在这片弥漫着国丧哀荣的氛围中，一支来自南半球的特殊代表团，抵达了伦敦。他们乘坐的是联邦政府特别包租的最快邮轮“南方十字”号，船身上漆着代表澳大利亚联邦的深蓝色和金色徽章，在灰暗的泰晤士河口显得格外醒目。当这艘船缓缓靠上南安普顿港的专用码头时，早己等候在此的英国政府代表、王室宫廷官员以及各国媒体记者，都将目光聚焦在了第一个走下舷梯的身影上。
紧随他身后的，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艾尔弗雷德·迪金。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此刻也收敛了平日在议会辩论时的锋芒，神情肃穆。防部长、己晋升上将的威廉·布里奇斯，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着军人特有的坚毅；联邦议会的上下两院议长，代表着这个新生国家的立法权威。
然而，真正引起媒体记者们兴趣和闪光灯追逐的，是代表团中两位非同寻常的成员。
这支构成奇特的代表团，本身就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澳大利亚不再仅仅是帝国内部一个遥远的、提供资源和士兵的自治领。它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强大实力、杰出人才和独特国家形象的新兴力量，它有资格，也有意愿，在未来的帝国乃至世界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英国政府对代表团的接待，也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礼仪隆重，规格极高，甚至派出了皇家骑兵卫队护送他们前往下榻的白金汉宫附近的国宾馆。但亚瑟能敏锐地感受到，在那些彬彬有礼的寒暄和官方辞令背后，隐藏着一种审慎的、探究的目光。伦敦的政要们，显然对这位曾经被他们视为“麻烦”的王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迅速崛起的殖民地，充满了好奇，或许还有一丝警惕。
亚瑟抵达伦敦后的第一项活动，是前往威斯敏斯特宫，瞻仰女王的灵柩。在庄严肃穆的大厅里，面对着覆盖着皇家旗帜的灵柩，亚瑟的内心百感交集。他想起了祖母的严厉与慈爱，想起了她给予自己的信任与重托。他默默地伫立良久，然后以一个孙子的身份，深深地鞠躬。
随后几天，他开始密集地会见英国的各界要人。有王室的亲戚，他们对亚瑟如今的地位感到惊讶和一丝嫉妒；有宫廷的旧臣，他们依然用看待一个晚辈的眼光审视着他；有议会的领袖，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崛起表示祝贺，但也旁敲侧击地提醒他帝国的“整体利益”；还有金融城的银行家们，他们对“人民之镑”的成功既感意外又有些不安，试图探寻未来英镑与澳元之间的关系
亚瑟从容地周旋于这些复杂的社交与政治场合。他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处处小心、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他如今代表的是一个拥有独立货币、强大工业潜力和一支初具规模的海陆军的国家。他的话语，既保持着对英国传统的尊重和对王室亲情的顾念，又在关键问题上毫不含糊地传递出澳大利亚的立场。他带来的礼物，除了官方的慰问，还有一份详尽的报告，展示了澳大利亚近年来在经济、科技和国防建设上取得的惊人成就——这既是对女王在天之灵的告慰，也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实力展示。
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没有闲着。迪金总理与英国财政部和贸易部的官员进行了初步接触，探讨未来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布里奇斯将军则利用机会，与英国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就布尔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交流，同时也“不经意”地透露了澳大利亚正在独立研发新式武器的信息。赖恩中士，这位平民英雄，被邀请到军营和学校发表演讲，他朴实而真诚的话语，赢得了英国民众的广泛好感，成为了澳大利亚“新国民形象”的最佳代言人。肯尼博士，则在皇家学会和几家著名医院，做了关于她脊髓灰质炎新疗法的学术报告，其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显著的临床效果，震惊了英国医学界，也为澳大利亚赢得了科学领域的声誉。
媒体的报道也反映了这种变化。《泰晤士报》等主流报纸，不再将澳大利亚视为需要“母国”指点的“孩子”，而是开始用“充满活力的年轻伙伴”、“帝国在南方的坚强支柱”等词语来形容它。亚瑟本人的形象，更是被媒体重新塑造：他不再是王室的“问题儿童”，而是“富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家”、“新时代帝国精神的典范”。
亚瑟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知道，表面的赞誉和礼遇之下，真正的较量尚未开始。国葬仪式之后，与新国王的会晤，以及与英国新政府的正式谈判，才是决定未来英澳关系走向的关键。但他己经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有利的氛围，他让伦敦感受到了澳大利亚的力量和自信，也感受到了与之平等对话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