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倚在胡床上，腰间的隐痛似乎已被脑中翻腾的思绪所掩盖。他长叹一声，沉声问道：“既然你认定当下宋儒尚未跳出韩、李二人之窠臼，未能真正摆脱佛道之浸染，那你且说说，依你之见，当今儒家道统，根本症结究竟何在？”
东旭闻言，神色一肃，并未立即作答，而是先起身走到门边，确认房门紧闭，窗外无人，这才返回坐下极为认真地看着李格非道：“李相公，在谈论此事之前，你我需先立个规矩。今日在这书房之内，无论谈及何等惊世骇俗之言，走出此门东某绝不会承认这些言论出自于我。它们，将来或许只会记录成册，传于我的弟子，作为一家之言私相授受。”
李格非见他说得郑重，也收敛了随意之态，正色道：“老夫虽不才，亦知‘言出有信，闻者守密’之理，绝非那等搬弄口舌之辈。你但说无妨！”
东旭这才点头放心了不少，他也不怕这老头子被自己的话给说死了。
酒气上头的他早对宋儒那套融汇佛老、空谈心性的治学路径心存不满，觉得他们已偏离孔孟之道甚远，反倒不如被后世归为法家的荀子、韩非在某些方面更贴近早期儒家的经世致用。
他略作沉吟，清淅言道：“在先秦之前，儒家所为，无非是树立起两面大旗：一曰‘礼法’，规范秩序；一曰‘仁义’，函养德行。此二者，尤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李格非听到此处，眉头一皱，忍不住打断道：“且慢！‘忠’呢？‘忠君’之大义，岂能被你轻易略过？”
东旭敛容，目光锐利地看向李格非，沉声说道：“李相公，遍览儒家原始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可有哪一本是教人无条件‘忠君’的？经典所载，皆是教人‘忠于礼’，‘忠于事’，‘忠于道’！只因君王在理想状态下，代表了治理天下的‘礼法’之化身，故而才会衍生出要求臣民‘忠君’之论，此乃‘礼’之延伸。”
李格非倒吸一口凉气，只觉一股寒意自脊椎升起。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离经叛道，简直是要皇帝老儿的命啊！
东旭不待他反驳，继续解释道：“东某之所以认为荀、韩二人之学，实为儒家重要支脉，正因法家弥补了早期儒家一个至关重要的缺失！那便是阐释了‘君’为何必须遵循‘礼’，为何需要‘法’来约束。唯有厘清此节，方能说明白，百姓为何需要‘忠君’，为何需要践行‘仁义’。”
“在法家看来，正因春秋礼崩乐坏，战国杀伐不休，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故而需要‘定于一’，需要统一的‘礼法’来结束混乱恢复秩序。为了这至高无上的秩序（礼法），才需要效忠那个能维护此秩序的君王（皇帝）。故而‘忠君’实则是儒家外部的法家思想，对‘礼法’体系至关重要的补充。儒法二者，于此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后世便由此衍生出一个看似颠扑不破的道理：效忠皇帝便是维护天下的礼法，从而保障天下的秩序，最终确保百姓的生存与生活。”
东旭话锋一转，言辞愈发犀利：“然而，‘天子’与‘皇帝’，岂是一样？‘天子’代表了儒家的至高之‘礼’，像征着承天受命、德配天地。而‘皇帝’则代表了法家的至高之‘法’，像征着干纲独断、权力集于一身。事实上，‘天子’即不等于‘皇帝’，‘皇帝’亦不等于‘天子’！”
李格非只觉得脑海中“轰”的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炸裂开来。
他惊恐地望着东旭，骇的老爷子差点就要滚落在地上了。
他听懂了，而且听得明明白白！
东旭所言，直指王朝权力结构的内核矛盾，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的矛盾。
“天子”之位，关联的是“仁义礼智信”这套源于人伦自然、构建社会秩序的“礼”，它如同人与人交往的底层规约，自下而上构筑起地方治理，最终汇聚成中央政权，形成这道名为“礼”的文明护城墙。
而“皇帝”之位，关联的则是“天地君亲师”这套强调等级与服从的秩序，其本质是维护“礼”的工具，用以清除那些破坏秩序的“悖逆”，其执行者，便是中央集权下的官僚集团，亦即他们这些士大夫阶层。
这意味着，中央政权都是以“法”等强制手段来维护“礼”的。
李格非想起历代宫廷的“六玺”制度。
“皇帝三玺”与“天子三玺”并存，皇帝之玺更多用于国内政务，面向郡县臣民；而天子之玺则用于对外交涉，特别是与周边藩国。
为何会感觉其中透着别扭与不对劲？
原因就在于，自秦一统六合，废封建行郡县之后，原本的“藩国”与“郡县”在法理上已合并为“臣民”。
北宋对于更外围的辽、夏等政权失之礼仪的大旗，大宋的“天子”早已失去了作为天下共主以“礼”维系宗藩关系的能力与地位。
说白了，就是“天子”对于集权帝制之外的广阔世界，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汉代尚存诸候王国，某种程度上还代表着“地方”的利益与礼仪存在。但自汉末以降，这种制衡关系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而逐渐消亡。
诸候，早已成为皇帝管理天下过程中需要剔除的冗馀。
所以，辽国君主是皇帝，宋国君主也是皇帝，但双方在现实中，谁都不是那个能号令四夷、德泽天下的“天子”。至于西夏，更是自封帝号，俨然并立。
东旭此时反而引用了后世南宋朱熹的一句评语：“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本朝大纲正，万目亦未尽举。”
他顺着这句话分析道：“是故，在三代乃至西汉，承载‘礼’的‘天子’之位可以禅让，西汉末帝亦曾禅位于王莽。但承载‘法’的‘皇帝’之位则不同，帝位一旦更迭，必致朝堂震动，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然究其本质，实乃‘一朝皇帝一朝臣’。因为高踞中央的帝皇，必然要任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新兴士大夫集团来管理天下。”
言罢，东旭目光平静地看向面色苍白的李格非，轻声道：“李相公，您细思之，我朝如今地方与中央严重失衡，强干弱枝之策下导致的‘三冗’之弊，其根源是否都未曾逃出这个藩篱？历朝历代财政困局，或许皆有其因，但如本朝这般，定都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之汴梁，致使漕运成为命脉所系，漕费靡巨！而河北、西北边防却常感匮乏……这些问题莫不是一一映射。”
李格非一时面色惨白，这些形而上的儒家理论竟然还能与当下大宋的危机一一映射。
东旭此言，已不仅仅是大逆不道，简直是公然宣称大宋中央朝廷，已不能完全代表大宋地方，尤其是边疆与东南的根本利益！
或者说，中央所秉持的“礼”并未能真正让天下归心。
这无异于暗指赵宋皇室与士大夫集团为了维系一姓之帝位，选择定都汴梁以利控扼漕运方便集权，却在客观上损害了国防安全与天下整体的“礼法”正常化，即恢复一个王朝本该兼顾四方利益的均衡状态。
东旭坦然道：“儒家道统的问题正出现于此。它本是一门讲述‘仁义’、‘礼仪’的学说，是阐述华夏百姓如何向上构建文明秩序的学问。却在皇权的不断侵蚀与改造下，逐渐演变为一门主要讲述如何‘效忠君父’的学问。其重心，已从‘天下为公’的‘礼’，偏移至‘一家一姓’的‘法’。”
“是故，东某认为昌黎先生对儒家的发展功莫大焉。他将对人性、道德的探讨，重新拉回人伦日用之间。让人们意识到每个人自身对于世间‘礼仪’的践行与维护，皆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仅此一点，昌黎先生之于儒家的功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董仲舒。”
“董氏固然有倡‘大一统’之功，然其学失之于对中央皇权过于阿腴，更杂糅阴阳五行、谶纬星象之学，为其‘天人感应’之说粉饰遮掩。未免……有失儒家正道，阿腴过头了。”
东旭最后总结，其声不高，却字字千钧：“礼仪礼仪，究其根本，无非是‘义’之体现，而这‘义’，在国政层面便是要能代表天下百姓之公利！是为公天下！”
他目光如炬地看向李格非：“李相公，您看这汴梁城，它真的能代表天下百姓之公利？是理所当然的天下中央么？您心中自然明白。汴梁地处平原，无山川之险，依赖漕运耗费巨万以维系一城之繁华，实非理想的建都之所。甚至，就天下格局与国防而言，还不如大名府更能兼顾四方，更符合本朝整体长远的利益。”
“至于为何历代官家与朝廷，仍要固执地坚守这汴梁之地……”东旭意味深长地说道：“其中的利害权衡，你我心照不宣……不是么？”
他朗声诵出一段奏疏文本：“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灾虽小过实，正当略而不问。若因此惩责，则自今官司必以为戒，将坐视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此乃元佑年间，范祖禹为应对东南水灾所上奏章中的名言。
一句话，道尽了北宋立国百年后的尴尬现实，“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曾经富庶的中原之地，如今已难以供给庞大的中央朝廷，帝国的经济命脉与粮食供应，已完全依赖于东南漕运。
古代运粮成本极高，纵有漕河之利，沿途损耗官吏盘剥亦是沉重负担。
加之宋朝屡次治理黄河失当，导致河北良田沙化、水患频发，昔日能为北伐提供坚实后勤的河北平原，如今已经遍地狼借。
至此，北宋对辽国实质上只能采取守势，朝野上下再难凝聚起如太祖、太宗时那般北伐燕云恢复汉唐旧疆的决心与魄力。
因为汴梁中央朝廷的统治须求，已然与北伐战略的物质利益相悖！
漕运维系着的中央繁华，与河北西北边防的迫切须求，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天下“礼仪”所应代表的那份“公利”已经彻底倾斜！
李格非听得冷汗涔涔，他怔怔地望着东旭，再也生不出半分与之辩论治学的心思。
东旭这番将儒家道统辨析与家国现实利害紧密勾连的宏论，在李格非面前展开了一幅前所未见的地缘政治，更令他对大宋未来感到一种深沉的无力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