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扒皮的连番手段，如同冰水浇头，让赵三郎彻底清醒。硬碰硬，无疑是螳臂当车。他孤身一人，虽有悍勇，却难敌周扒皮在青溪镇盘根错节的势力与那身官皮。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唯有更深的谋划，方能在这绝境中觅得一线生机。
他没有像困兽般咆哮，也没有惶恐度日。白日里，他依旧如常去更远的村子收购甘蔗，维持着作坊最低限度的运转，仿佛那些骚扰与威胁并未对他造成太大影响，只是眉宇间的冷峻又深了几分。然而，当夜幕降临，他便化身为一道融入阴影的幽灵，开始了他无声的反击。
他的目标明确——周扒皮。他要找出这个地头蛇的软肋，那身官皮之下，必然藏着见不得光的污秽。
赵三郎深知，像周扒皮这等人物，绝不可能干干净净。欺行霸市、盘剥乡里、偷漏税赋这些几乎是其赖以生存的本能。他开始有目的地游走在青溪镇的市井之间，不再是那个沉默的买蔗人，而是成了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和观察者。
他选择的地方，是镇口那家最为嘈杂、消息也最为灵通的简陋茶寮。花上一文钱，要一碗最便宜的粗茶，便能在这里坐上大半天。他大多时候沉默，只是静静地听那些歇脚的力工、赶集的小贩、以及无所事事的镇民闲聊。
起初，人们对这个面容冷峻、眼神锐利的外乡人还有些戒备。但赵三郎从不主动打听，只是偶尔在旁人抱怨生计艰难时，适时地递上一句看似无意的附和，或是分享一点自己“听说”的、关于外地的见闻。渐渐地，有人开始愿意与他搭话。
他听到卖菜的老农嘟囔，周府采买每日强压菜价，稍有不从便掀摊子；听到码头扛活的汉子骂骂咧咧，说周扒皮的小舅子把控着码头的活计，抽头极狠；听到经营杂货的小店主私下抱怨，周家名下的铺子时常以次充好，挤压得他们这些小本生意难以生存
这些零碎的抱怨，如同散落的珠子，被赵三郎默默记在心里。但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抱怨，而是更确凿的证据，以及可以联合的力量。
他想起了之前收购甘蔗时，认识的那个在镇尾经营小小陶器铺的老陶头。周扒皮家去年翻修宅院，定制了大批陶器，完工后却以各种理由拖欠货款，最后只象征性地给了一点，几乎等于强抢。老陶头气得病了一场，却敢怒不敢言。
这一日，赵三郎拎着两包从陈记买来的、不算贵重却实用的点心，走进了老陶头那间堆满瓶瓶罐罐、光线昏暗的铺子。
老陶头见到他，有些意外。赵三郎将点心放下，开门见山：“陶老丈，前次听您提起周府定制陶器之事，心中甚是不平。今日路过，特来看看您。”
老陶头愣了一下，看着那两包点心，又看看赵三郎诚恳（至少表面如此）的眼神，叹了口气，摇头道：“赵兄弟有心了。只是哎，过去的事了，不提也罢，不提也罢。”他眼神闪烁，显然心有顾忌。
赵三郎没有急于追问，只是坐下来，与老陶头聊起了制陶的艰辛，聊起了逃荒路上的见闻，语气平和，仿佛只是寻常唠嗑。当他看似无意地提到，自己近日也被周府的人刁难，连养家糊口的营生都险些做不下去时，老陶头浑浊的眼睛里终于闪过一丝同病相怜的愤慨。
“那周扒皮！就是咱们青溪镇的一霸！”老陶头忍不住啐了一口，压低了声音，“只恨无人能治得了他！”
“单打独斗，自然难撼大树。”赵三?声音低沉，“但若受过他欺压的人，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呢？”
老陶头身躯一震，猛地抬头看向赵三郎，眼中充满了惊疑不定。
赵三郎迎着他的目光，继续道：“我不求立刻扳倒他，只求能让他有所顾忌，不敢再肆意妄为。老丈，您那批陶器的单据、契约，可还留着？这便是证据。”
离开陶器铺时，赵三郎怀中多了一张按着红手印、写着拖欠款项的旧契约副本（老陶头咬牙抄录了一份给他）。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几日，赵三郎又用类似的方法，接触了那个被周扒皮小舅子强占了几分菜地的农户，得到了他藏匿的、模糊的地契草图；找到了那个因不愿缴纳高额“保护费”而被砸了摊子、打断腿的货郎的远房亲戚，记录了详细的口供；甚至，他通过陈掌柜的暗中牵线，联系上了一位曾被周扒皮在税收上做过手脚、吃了闷亏的布庄老板，对方虽然不敢明着出面，却也隐晦地提供了一些周家商铺历年纳税异常的线索。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大多数人一开始都充满了恐惧和怀疑，生怕惹火烧身。赵三郎极有耐心，从不强求，只是陈述利害，表明自己并非要他们冲锋陷阵，只需提供一些确凿的、能证明周扒皮劣迹的证据即可。他展现出的沉稳、冷静以及对周扒皮的深刻了解，渐渐打消了一些人的疑虑。
他将收集到的这些证据——契约副本、口供记录、纳税疑点——小心地整理、誊抄在一本空白的账册上（这是他特意买的），藏于土屋一个极其隐秘的墙洞之中。
他知道，仅凭这些，或许还不足以彻底扳倒周扒皮，官官相护是常态。但这本账册，如同悬在周扒皮头顶的一柄利剑，一旦时机成熟，便能成为撕开其伪善面具的利器，至少能让他投鼠忌器，不敢再如此肆无忌惮地对自己下死手。
联合弱者，收集罪证。赵三郎用他的冷静与智慧，在周扒皮编织的罗网之外，悄然布下了自己的棋子。这场不对等的较量，从明面的压迫与反抗，转入了更为凶险、也更为考验心智的暗战。他不再是被动承受的靶子，而是成为了一个隐在暗处、伺机而动的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