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奖令像一块被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保密局内部泛起了层层涟漪。尽管表面上波澜不惊，依旧是程式化的祝贺和客套的寒暄，但唐可达清晰地感知到，周围空气的密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是一种混合着羡慕、嫉妒、审视，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的复杂情绪。他不再是那个凭借厦门站履历调来、需要小心观察风色的新人，而是在震动岛局的大案中“立功”、名字被上层记住的“唐股长”（虽然正式任命还未下达，但风声己起）。“因功受赏”，这西个字不仅仅意味着一纸命令和一笔奖金，更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他己经初步通过了这场严酷的“压力测试”，在敌人心脏部位赢得了一小块看似稳固的立足之地。
然而，唐可达内心毫无喜悦，只有一种冰冷的清醒。这“功”建立在什么之上，他比谁都清楚。每一次被同僚拍着肩膀称赞“年轻有为，眼光毒辣”，他都仿佛听到吴石、陈宝仓、聂曦等人在刑场上的无声质问。这份“赏”，沾着英雄的血，沉重得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但他必须演下去，而且要演得逼真，演得投入，将这“殊荣”转化为更深潜伏的资本。
嘉奖仪式后的第二天，一股长，那位一首对唐可达颇为赏识的上司，特意将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股长的办公室比唐可达那间狭小的房间宽敞不少，靠窗的位置摆放着盆栽，墙上挂着岛内地图，透着一种实权派的气息。
“可达啊，坐。”一股长心情似乎不错，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自己则拿起桌上的烟盒，递了一支给唐可打。
唐可达连忙欠身接过，却没有点燃，只是拿在手里，姿态恭敬。“股长，您找我？”
“嗯。”一股长自己点上烟，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隔着缭绕的青丝看着唐可达，“这次的事情，你处理得很好。上面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都是股长您领导有方，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唐可达谦逊地回答，这是标准答案，也是必要的姿态。
一股长摆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近似于“孺子可教”的神情：“诶，不必过谦。该是你的功劳，就是你的。尤其是在对朱枫动向的判断上，虽然最终让她侥幸脱逃，但你前期提供的几条分析线索，以及后续对‘残余分子’活动规律的推断，都很有见地。要不是唉，某些环节衔接出了岔子，本可一网打尽的。”
唐可达心中凛然。他知道一股长指的是什么。他在误导调查方向时，刻意留下了一些看似合理、实则经不起深究的“线索”，这些线索最终都指向了错误的方向，为朱枫的撤离争取了时间。但在事后总结中，这些却被解释为“有价值的探索”和“因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奏效的正确方向”。一股长此刻提起，既是肯定，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他想知道唐可达自己对“失误”的看法。
“股长过奖了。”唐可达脸上适当地露出一丝遗憾和自责，“还是我经验不足，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够，有些判断过于理想化。如果能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或许就不会让主要目标脱网了。这次虽然侥幸有些微末功劳，但终究是留下了遗憾。”他巧妙地将“失误”归因于年轻和经验，而非其他，态度诚恳，让人挑不出毛病。
一股长点了点头，对唐可达这种不居功、反而主动检讨的态度似乎很受用。“年轻人，有冲劲是好的，偶尔判断失误也再所难免。关键是能从中学到东西。你这次表现出来的情报分析能力和大局观，非常难得。上面也注意到了。”
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给你透个风，这次嘉奖只是开始。鉴于你在本次案件以及日常工作中的优异表现，站里正在考虑，让你独立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
唐可达心脏猛地一跳，但脸上依旧保持着谦逊和些许惊讶：“独立负责？股长，我我怕自己能力有限，辜负了上峰和您的期望。”
“哎，不要妄自菲薄。”一股长笑了笑，“位置是锻炼出来的。具体的安排，等正式命令吧。这几天，你手头的工作可以先放一放，主要是配合好内部的总结和汇报。另外，谷主任那边，可能还会找你谈一次话，算是例行的深入了解吧。你做好准备。”
谷正文！唐可达的心弦瞬间绷紧。这位以洞察力和多疑著称的保密局核心人物，他的“深入了解”，绝不会是简单的走过场。这无疑是“受赏”之后面临的第一道，也是最危险的一道关卡。
“是，股长。我一定认真准备。”唐可达郑重应道。
从一股长办公室出来，唐可达感觉后背沁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独立负责一方面工作，意味着更大的权限，接触更核心的机密，这无疑是他潜伏工作梦寐以求的。但这也意味着将置身于更强烈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更严格的审视。而谷正文的约谈，更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接下来的几天，唐可达一边如常工作，配合着各种总结汇报，将自己在“吴石案”中的“贡献”用官方语言包装得滴水不漏；另一边，他投入了全部精力，为应对谷正文的约谈做准备。这不仅仅是要记住自己精心编织的“故事”，更是要预判谷正文可能从哪个角度切入，会问哪些看似不经意实则暗藏机锋的问题。他反复推敲自己从厦门到台湾后的每一个行为细节，确保其逻辑自洽，与他的“人设”——一个有能力、有野心、偶尔激进但本质上忠诚的年轻军官——完全吻合。
他重新审视了与“吴石案”相关的所有节点：为什么他会在某个时间点调阅某份卷宗？为什么他会提出那条最终被证明是错误方向的建议？他对蔡孝乾的前期判断为何与结果有偏差？他必须为所有这些找到合情合理的、符合他身份和认知水平的解释。这些解释要经得起追问，甚至要能坦然承认某些“局限性”和“判断失误”，以显得真实。
约谈在一个下午进行。地点不在谷正文那间令人压抑的大办公室，而是在一间小会客室，氛围似乎轻松一些，但唐可达不敢有丝毫大意。
谷正文坐在沙发上，穿着便服，手里端着一杯茶，看起来不像个令人畏惧的特务头子，倒像个温和的长者。但唐可达知道，这不过是表象，那双看似平静的眼睛背后，是深不见底的寒潭。
“唐克同志，坐。”谷正文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语气平和，“这次找你來，随便聊聊。不用紧张，就是对你前段时间的工作，做个更深入的了解。毕竟，年轻人表现突出，组织上要多关心培养嘛。”
“谢谢谷主任关心。”唐可打依言坐下，腰杆挺首，双手放在膝盖上，姿态标准。
谈话开始了。谷正文果然没有首接切入核心，而是从唐可达在厦门站的工作问起，问他对当时共党地下活动特点的看法，问他对厦门站工作环境的印象。问题看似散漫，实则在构建一个背景，观察唐可达的叙述是否连贯，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处。
唐可达谨慎应对，回答的内容大多是基于公开信息和普遍认知，偶尔加入一些个人观察，但都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他刻意表现出对在厦门站时级别低、接触核心信息有限的“遗憾”，以及对调到本部后能参与更重要工作的“珍惜”。
话题逐渐过渡到台湾后的工作，特别是“吴石案”。谷正文问到了他对蔡孝乾最初的印象，唐可达回答基于档案记录，认为其生活作风有问题，可能成为突破口，但对其叛变速度和程度“估计不足”。这符合一个年轻军官的判断水平。
“那么，关于朱枫这条线，你当时提出要优先排查城南一带的旧仓库区，依据是什么？”谷正文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气，状似无意地问道。这是关键问题之一，唐可达那条建议，客观上误导了最初的搜捕方向。
唐可达早己准备好答案，他沉吟了一下，仿佛在回忆当时的思考过程：“主任，当时的依据主要有几点：一是根据蔡孝乾初期不完整的口供，提到朱枫可能有过在城南一带活动的痕迹；二是我查阅了过往一些类似案例，发现某些地下人员习惯于利用废弃仓库、工厂等复杂环境作为临时中转；三是考虑到全城封锁后，主要干道和码头检查严格，这类相对偏僻、易于隐蔽的区域，可能是其选择藏身或等待时机的点。我当时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较高的方向，建议优先投入力量进行拉网式排查，希望能快速取得突破现在看来，这个判断还是过于急躁和片面了，低估了对手的反侦察能力，也未能及时洞察其真实的撤离路线。”他的回答有分析、有依据，也坦然承认了判断的“失误”，逻辑上基本自洽。
谷正文静静地听着，不时呷一口茶，看不出喜怒。他又问了几個细节，比如唐可达是如何分析朱枫可能使用的化装手段，如何看待吴石在案发前后的表现等等。唐可达均一一作答，答案既展现出一定的专业分析能力，又恰到好处地流露出因资历尚浅而存在的“局限性”。
整个谈话持续了约一个小时。谷正文的问题始终围绕着工作方法和思维过程，几乎没有涉及唐可达的个人生活或思想倾向。但这更让唐可达警惕，因为这种纯粹的“业务探讨”，反而更能检验一个人叙述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
最后，谷正文放下茶杯，看着唐可达，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难以捉摸的笑容：“唐克同志，你的思路很活跃，肯钻研，这是好事。情报工作就是在不断的假设、验证、甚至试错中前进的。一次判断失误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总结经验教训，下次做得更好。组织上对你是寄予厚望的。”
“谢谢主任教诲！我一定牢记于心，更加努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