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芎作为中医临床常用的活血行气药，其使用与炮制的历史演变贯穿于中医药发展的全过程，从早期的名称记载、功效认知，到炮制工艺的逐步规范，再到临床应用的不断拓展，形成了丰富的历史脉络。以下按历史时期梳理其核心演变：
一、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名称确立与初步应用（炮制萌芽）
这一时期的炮制方法极为简单，以净制为主：《神农本草经》提到“采无时”，采收后仅需去除杂质、洗净，直接入药（生用）。至魏晋南北朝，《雷公炮炙论》（我国第一部炮制专着）首次提及芎藭的炮制细节：“凡使，须用东流水洗净，日干，然后用蜜水浸一宿，漉出，于日中晒乾用之”，虽未明确炮制目的，但已体现“洁净药物、便于储存”的初步意识，蜜水浸可能为增强其“润养”之性（后世未沿用此方法）。
二、隋唐时期：临床应用扩展与炮制方法初兴
唐代是中医药临床实践的繁荣期，川芎（芎藭）的应用范围显着扩大。《千金要方》 中记载含芎藭的方剂达百余种，除沿用其治头痛、痹证外，进一步拓展至妇科（如调经、产后瘀阻）、外科（如跌打损伤）及内科（如胸痹、中风），并明确其“活血行气”的核心作用（如“治妇人崩中漏下”“治胸胁痛”）。
炮制方面，唐代开始出现辅料炮制的尝试：王焘《外台秘要》记载“芎藭，酒渍”，利用酒的“活血通络、引药上行”之性，增强其治头痛、通血脉的功效，这是后世“酒制川芎”的雏形。此时炮制仍以生用、酒渍为主，工艺较粗糙，目的多为“增效”或“便于制剂”。
三、宋代：炮制规范化起步与功效细分
同时，宋代医家对川芎的临床应用进一步细分：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将其列为妇科要药，用于“经闭腹痛”“产后恶露不尽”；《太平圣惠方》则用其配伍治疗“偏头痛”“中风半身不遂”，并出现“川芎茶调散”等经典方剂（沿用至今），体现“祛风止痛”与“活血行气”的双重应用。炮制上，除炒法外，开始出现“醋制”（《圣济总录》），利用醋的“入肝、收敛”之性，增强川芎“活血止血”的作用（如用于崩漏）。
四、金元时期：炮制理论深化与辨证应用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推动了药物炮制与临床辨证的结合。李东垣（脾胃学派）在《用药心法》中提出“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故清神及四物汤用之”，明确其“双向作用”，并强调“生用则散，熟用则补”（此处“熟用”即指炮制后），将炮制与药性趋向关联。
朱丹溪（滋阴学派）则在《本草衍义补遗》中指出“川芎味辛，但能升散，而不能下守，血贵宁静而不贵躁动，四物汤用之，以行血药之滞耳”，提示生用川芎的辛散可能伤阴，故需通过炮制（如酒炒）“制其燥性”。这一时期，“酒制川芎”成为主流，认为酒可“引药入血分”“缓其辛燥”，更适合血虚兼瘀证。
五、明清时期：炮制工艺定型与理论系统化
明清时期，川芎的炮制方法趋于定型，理论体系成熟。《本草纲目》（明代李时珍）总结前人经验，记载川芎炮制方法：“凡用，以水洗净，切片，日干用。或酒炒、醋炒、蜜炒、盐炒”，并明确不同炮制的临床目的：
- 生用：“辛散力强，主头痛、风湿”；
- 酒炒：“引药上行，增强活血止痛，治巅顶头痛、胸痹”；
- 醋炒：“入肝经血分，增强止血作用，治妇人崩漏”；
- 盐炒：“引药入肾，治肾虚头痛”（后世应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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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现代：炮制标准化与临床应用拓展
民国至现代，川芎的炮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科学化与标准化。1963年版《中国药典》首次收载川芎的炮制方法：“除去杂质，分开大小，洗净，润透，切薄片，干燥”（生川芎）；“取川芎片，照酒炙法炒干”（酒川芎），明确酒炙的工艺（黄酒用量、炒制温度）及质量要求（色泽加深，微具酒气）。
临床应用上，基于现代药理研究（如川芎嗪的活血作用），川芎的应用从传统的头痛、妇科，扩展至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死）、外周血管病（如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炮制后的酒川芎因“活血力强而辛燥性缓”，成为临床主流炮制品；生川芎则多用于外感头痛、风湿痹痛（取其辛散祛风之性）。
总结：川芎使用与炮制的演变趋势
1 名称演变：从“芎藭”到“川芎”（宋代后因主产于四川而得名），体现了“道地性”对药物命名的影响；
3 临床应用：从早期的“祛风止痛”为主，到“活血行气”的全面认知，再到现代心脑血管领域的拓展，其功效的挖掘始终与炮制方法的优化相辅相成。
川芎的历史演变，本质上是中医药“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典型缩影，其炮制与使用的经验至今仍指导着临床，成为中药“炮制影响药效”的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