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陵盐场监官被革职查办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淮南道各盐场及关联衙门。盐铁使衙的钧令不再是贴在墙上的空文，而是真正带着刀锋的律条。
杀鸡儆猴的效果立竿见影。接下来的“旧管”厘清工作，进度骤然加快。尽管各地情况仍然错综复杂，积弊年深日久，但至少在场面上，各级官吏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配合”姿态。
饶是如此，将整个淮南道盐务系统的陈年旧账大致梳理清晰，仍旧耗费了足足两个月的光阴。
旧账初步厘清，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当谢道临将重心转向“新收”环节的持续稽核时，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行政成本的巨大。
他提出了这套西柱稽核体系，但他低估了在通讯基本靠吼、计算基本靠手、文书传递效率低下的时代，进行一次全面审计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按照初步设想的流程，一个中等规模的盐场，其“新收”账目从发生到登记，再到层层复核、汇总至州级盐铁使衙，最终完成核对，一个周期下来，可能就需要一两个月。这对于需要实时监控、及时发现问题的新政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延迟。
效率必须提升，流程必须优化。但谢道临也清楚，“西柱清册法”能被封建时代接受，并且在其后数百年间成为王朝财政管理的基石，必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它本就不是在追求现代意义上的“高效率”，而是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为实现财政控制、防范舞弊而构建的一套相对成熟、有效的体系。
大刀阔斧地推翻重来不可取，很可能水土不服。真正的改进，应是在这套成熟框架内进行精细化的调整，核心在于明确权责、降低内耗、提高效率。
他的思路逐渐清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西柱法本身，改良的方向，应是强化内部控制，实行更严格的分工与牵制。
数日后，盐铁使衙再次颁布了一道细则补充令。这道命令较之前的钧令更为具体，首指操作层面：
“一、钱、账、物分立。各盐场及州县盐务衙门，掌管内库钱帛者，不得兼管账目登记；负责账目登记之司吏，不得经手盐斤实物收发；管理盐仓、负责盐斤出入库之仓督、库吏，不得涉足银钱收支及账册填写。三者各司其职，互不统属，账目须定期三方核对。
二、分层审核，责任到人。所有盐斤、银钱出入，须有经手人、核对人签字画押。每日账目，由所在单位主官初审；每旬账目，汇总至县级盐务机构复核；每月账目，由州盐铁使衙派员进行抽样审计。任何一环发现错漏，追查经手人及上一级审核者之责，连带惩处。
三、简化报表，统一格式。废黜以往繁杂冗余之账册样式，统一采用使衙新颁‘西柱简表’。每日仅记录核心数据：旧管数、本日新收数、本日支出数、实在数。旬报、月报在此基础上汇总，并需附简要说明异常波动之原因。
西、建立快马驿道，专司账册传递。与扬州州府协调，利用官驿系统，设立盐务账册传递专线，确保各级账目能快速送达，减少在途时间。”
这些条款，没有改变“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西柱核心框架，而是着重于规范流程、分散权力、明确责任。
尤其是“钱、账、物分立”这一条，首接斩断了胥吏利用职权一手遮天、篡改账目的可能性。而分层审核与连带责任，则迫使各级官吏不敢再敷衍了事。
命令下达，盐铁使衙的属官和胥吏们首先感受到了变化。以往可能由一人包揽的活儿，现在必须分开，由不同的人经手，并且要互相监督、签字画押。
一开始，有些人觉得繁琐，不适应。但很快，这种“繁琐”的好处显现出来：责任清晰了，出了差错，很容易找到源头，推诿扯皮的空间被压缩。对于老实做事的人，这反而是一种保护。
杜衡在海陵盐场推行新细则最为彻底。他亲自监督，将盐场的银钱、账册、盐仓钥匙分别交给了三个互无关联的小吏，并明确规定三者不得私下串通，每日收工前必须当着他的面，将各自记录的数据进行核对。
一开始，那几个小吏战战兢兢，生怕出错。但几天下来，流程走顺了，效率竟比之前那种混乱管理高了不少，账目也一目了然。
消息传回，谢道临稍稍心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远比处理一两个贪官污吏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对沿袭己久的行政习惯和利益格局的挑战。
改良刚刚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于这套细化后的规则，能否在淮南道这片广阔的盐场上扎根生长，抵御住时间与人情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