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县令那看似闲谈的敲打，并非空穴来风。
在谢家产业于扬州逐渐铺开、六叔七叔忙于经营的同时，谢道临也并未闲着。他利用手中逐渐清晰的“虚实账目”差距，以及家族产业反馈来的市井信息，开始有针对性地敲打一些胥吏。
他选择的对象颇为讲究：皆是那些身处钱粮、市籍相关岗位，能接触到商税征收边缘环节，却又并非郑县令真正心腹核心的胥吏。
这些人大多是本地的地头蛇，往往世代为吏，熟悉地方情弊，既有些油水可捞，又因不在最核心的利益圈内而缺乏足够保障，心中常存惶恐。
于是谢道临借着处理公务的由头，或是复核文书时，指出几处看似无伤大雅、实则经不起深究的模糊之处；又或是在询问某项商事惯例时，提及某个与官方记录略有出入的民间说法；甚至是在某胥吏呈报公文后，状似随意地问一句其家中近况，暗示知其某笔不大不小的额外进项。
这些敲打轻描淡写，点到即止，从未明指任何具体事端，却足以让那些心中有鬼的胥吏脊背发凉。他们摸不清这位年轻的县丞到底知道了多少，是随意敲打还是掌握了真凭实据。
其中几个较为伶俐或胆怯的胥吏，在后续回禀公务时，姿态愈发恭谨，言语间也尝试性地透出些许口风。
在汇报关津税收时，含糊提及“历年惯例如此，其中或有细微出入”；谈及某些商户时，暗示其“与州府某位经承过往甚密，寻常查验往往通融”；更有甚者，在谢道临问及某项物资流通时，会小心翼翼地补充一句“此物民间流转甚广，然官记或因嗯，或因统计疏漏，未必周全”。
这些信息含糊其辞，却都隐隐指向同一个方向：商税征收环节确实存在系统性的人为操纵，且其背后牵扯的，恐怕不止县衙层面。
谢道临要的正是这种效果。他不需要这些人立刻反水，只需要他们意识到这位谢少丞并非全然蒙在鼓里，从而在未来的某些时刻，能够保持中立，甚至提供些许微不足道却关键的信息。
然而，县衙之内，耳目众多。谢道临与这些胥吏之间的往来，即便再谨慎，也难以完全避开郑县令经营多年的眼线。一些风声，终是隐约传到了郑县令耳中。
这才有了方才二堂之上，郑县令那番看似闲谈家常，实则暗藏机锋的试探。他需要确认，谢道临这些举动，究竟是年轻人新官上任、急于树立威信的无心之举，还是真的察觉到了什么，意图撬动他精心经营的格局。
所幸，谢道临应对得当，始终将自身置于“不通庶务的世家子”和“忙于宫差”的官员定位上，让其确信谢道临是在“假公济私”意在经商牟利，而非官场争权。
郑县令的察觉，本就在谢道临的预料之中。世上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些许动作惊动对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关键在于如何应对与姿态如何。
这些时日，随着谢家在扬州的诸多产业陆续开业经营，根基稍稳，六叔七叔便依先前筹划，于城中置办下了一处宽敞豪奢的宅院。
谢道临也随之带着玉娘并一众仆从，搬离了官舍，入住新邸。府中不仅广置精美家具，更采购了大量珍奇古玩、名家字画充斥其间，极力铺陈。
与守孝期间那个谨言慎行、居于官舍的谢县丞相比，如今的谢道临俨然换了副做派。日常用度极尽讲究，衣着佩饰皆显华贵，言谈间亦常流露出对珍玩鉴赏的兴致，府中时有点茶品香、观舞听曲的宴饮之举。
这般做派，全然恢复了一副京兆贵族子弟袭承祖荫、悠游享乐、专注于经营家业与享乐的模样。
这番变化，扬州官场与士绅自是看在眼里。众人多是感慨谢家豪富底蕴，即便暂离中枢，排场不减；亦有人暗中讥讽其孝期刚过便如此张扬。
但无论如何，这副姿态确实有效地麻痹了郑县令等一干人等，足以令其相信谢道临“族叔经营，贴补家用”的说辞，且心思己多沉溺于享乐与私产，对官场权争兴致寥寥。
府中下人数量增添了不少，除了旧仆和新买的粗使奴婢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添了两名新罗婢，专门负责侍奉玉娘起居。成为了谢道临“奢靡”生活的点缀。
这类异域婢女在扬州价格不菲，通常是巨富显贵用以彰显身份的象征。
(新罗是唐朝的藩属国，其母体为三韩之中的辰韩,双方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许多新罗人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进入唐朝。
新罗婢主要通过人口贸易流入唐朝。一些新罗人因贫困或被拐卖而成为奴仆，被贩卖到唐朝的沿海城市,如扬州、广州等地，再转入内地。)
而在这些新添的下人之中，还有六叔凭借谢家名望与雄厚财力，通过这近一年来积极经营所快速构建起的各种关系渠道，精心安排进来的“线人”。
他们的背景被六叔安排了个干净，即使到了衙门户房也查不出什么门道，混于仆役之中毫不起眼。
其中一人，曾是某家与官府勾结甚密的商会中不起眼的伙计，因故被排挤出门，后辗转被六叔探听得知。
此人知晓一些关于那家商会如何通过贿赂胥吏、瞒报货值以偷漏关津税的内情，甚至隐约听过一两个经手其事的胥吏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