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奏疏自然有风险。但同样它的力量也在于其公开性。
这意味着这封奏疏是被登记在册、按制流转的正式文书。意味着，无论结果如何，长安城内所有够分量的政治势力，都会在第一时间知晓——谢家嫡孙谢道临，在丁忧守制期间，为祖父谢桓身后无谥之事，上表陈情了。
崔相府邸的书房内，当幕僚将奏疏抄本呈上时，崔相的眉头骤然一松。
他迅速翻阅，首接略过那些哀思恳切的陈情文字，他相信谢相那个老狐狸的孙儿不会写什么出格的东西，所以他的目光牢牢锁定在厚达数十页的附录上。
那上面，是谢桓一生文治功勋的铁证：主持修订的典籍、奠定国策的奏疏、教化地方的政令、安邦定国的方略
这附录，比任何朝堂上的雄辩都更有效。它精准地绕开了“忠正”派纠缠不清的道德高地之争，首接将谢桓毕生功业中最无可辩驳、最能支撑“文治”之名的核心证据整理成册。
崔相立刻意识到，这份附录，就是他打破僵局最有力的武器。他迅速召集心腹幕僚：“以此为据，联络考功司、太常博士、礼部清望官，言明谢相功业煌煌，无‘文’字不足彰其德！务必在集议时，将此附录，广而告之！”
卢文昭接到消息的速度同样不慢。谢道临这一手，看似被动陈情，实则主动破局，且分寸拿捏得极准。
以孝孙身份公开上表，虽有“丁忧议政”的风险，但其哀思陈情的姿态本身，又形成了一层保护。更重要的是，这份附录提供了最坚实的弹药。
卢家立刻行动起来，通过隐秘而高效的渠道，将这份附录的核心内容，巧妙地渗透进清流士大夫的私下议论圈层中，引导舆论。
潘子良一系，自然也第一时间拿到了奏疏内容。他们的反应是惊怒交加。惊的是谢道临竟敢在丁忧期上表，给了他们攻击“不孝”的口实；怒的是那份附录。
这将他们鼓吹的“忠正”之谥映衬得狭隘而偏颇。他立刻指示言官，准备弹劾谢道临“丁忧失礼，妄议朝政，其哀戚之心可疑”。
然而，当潘子良派系的言官气势汹汹地在一次小范围集议前，抛出“谢道临丁忧上疏，有违孝道，当申饬”的论调时，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击。
一位中间派的老御史，缓缓开口：“潘公此言差矣。谢弘之所上，乃《陈情书》，非议政疏。其心哀切，其情可悯，所陈者，不过孝孙对祖父身后名分未定之惶惑，此乃人伦至情！
况其附录者，乃谢相毕生心血所系，彰先贤功业，供朝廷考谥之参详，何错之有？若连孝孙哀思陈情，亦被视为‘议政’而加罪，岂非寒天下孝子之心？堵塞圣听乎？”
这番话，有理有据，更站在了维护孝道人伦的制高点上，瞬间让潘子良派系的指责显得刻薄而强横。
同时，李景元此刻确实无法再装聋作哑了。按惯例，谥号若存在争议，通常由天子钦点。
如今这奏疏通过正规渠道递到他案头，崔相、卢家乃至部分中立官员，都借附录之机，或明或暗地推动重启谥议。
更关键的是，那份附录本身，像一座沉甸甸的山，压在他的决策天平上。谢桓的文治功绩，白纸黑字，不容抹杀。
若再强行拖延，或执意推动“忠正”而罔顾这煌煌功绩，不仅会激起清流更强烈的反弹，更会显得他这个君王心胸狭隘、刻意打压功臣身后名，有损“圣德”之名。
谢道临这看似哀婉的陈情，配上那厚重的附录，形成了一股他无法再忽视的压力。
殿内，李景元看着那份《陈情书》及附录，脸色阴沉。谢道临这一步，走得险，却也走得准。
他利用了孝道的外衣，打出了功绩的底牌，更巧妙地利用了公开奏疏的规则，逼得他这个天子，不得不将此事重新提上议程。
“传旨，”李景元的声音听不出喜怒，“着太常寺、礼部，并集相关博士、清望官，于三日后，重启谢桓谥号集议。令其详参谢公生前著述功业，务求公允。”
他终究没有首接表态支持哪一方，但“详参谢公生前著述功业”这句，无疑是对谢道临附录价值的变相承认，也是对“文成”派的一次隐晦让步。
谢府书斋内，当卢静姝将宫中和朝堂上的最新动态，以最简洁的方式告知谢道临时，他只是微微颔首，脸上并无喜色。
奏疏送出时预期的风险与收益，此刻都己显现。他成了潘子良一系的靶子，但也成功撬动了僵局，为祖父的“文成”之谥赢得了新的转机。更重要的是，父亲谢明远，依旧安然处于风暴之外。
他望向祖父的灵位。这一次，他没用祖父教导的权谋，而是用自己对规则本质的冷峻认知。
代价可能是他个人短期内仕途的些许波折，但为了祖父的身后名，为了父亲未来的复起，这代价，兵行险着，倒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