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相下葬后，谢道临也并未卸下重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漫长、更为沉寂的守制日常。
谢明远作为承重子，需服斩衰三年，几乎足不出户，整日枯守于父亲灵位前，精神也大不如前。丧父之痛与远离权力中心的巨大失落感，双重煎熬着他。
谢道临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他为祖父服齐衰不杖期，虽较斩衰稍轻，但仍需停职守丧一年。这意味着，他重返弘文馆的日子，远在一年之后。
而那份原本板上钉钉的晋升内相的具表，因祖父骤然离世，早己化为泡影。朝廷中枢的位置瞬息万变，空缺不会等人。那份具表，此刻恐怕己被归档尘封，成了一张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
李景元每一次出手，时机都拿捏得极为精准。祖父谢桓的薨逝，本就是皇权削弱山东门阀领袖的绝佳契机。
紧接着，利用丁忧制度这把无形的枷锁，将谢家核心人物——前途无量的谢道临和根基深厚的谢明远，彻底排除在权力场之外。
丁忧期间，不仅是官职的停摆，更是社交活动的全面冻结。即便是姻亲如卢家、崔家，也只能通过极其隐秘的方式传递最紧要的消息。
公开的拜访、宴饮、诗会、乃至寻常的走动，都可能被参一本“丧期作乐”。谢道临与外界的信息渠道被压缩到极限，曾经交织如网的门阀联系，如今只剩下几缕若有似无的丝线。
更令人窒息的是，谢家此刻不仅使不出半分力去影响朝局，甚至连“使力”这个念头本身都极其危险。
丁忧期间议政、干政，在唐代律法和礼制观念中，属于“大不孝”的重罪。一旦被人抓住把柄，上奏弹劾，不仅会彻底断送谢道临未来的仕途，更会令整个谢氏家族蒙上“不遵礼法”、“忘本负恩”的罪名，动摇其立足士林的道德根基。
因此，他不能写信给外祖父崔相表达意见，不能通过任何渠道向清流同僚暗示立场，甚至不能在府内与父亲谢明远深入讨论此事。任何不慎的言辞若被有心人探知，都可能成为攻讦的利刃。
他每日的“工作”，便是严格按照丧礼规制，晨昏定省于祖父灵位前，焚香、奠酒、诵读祭文。余下的时间，便是枯坐于书斋，翻阅那些早己烂熟于心的儒家典籍。
他再次翻开《礼记》，再次看到那些论述丧服制度、孝道大伦的篇章。
字句精微，义理堂皇，构建起一套庞大而严密的礼法体系。这本是维系宗法社会、士大夫阶层的根基，是谢家赖以安身立命、甚至用以制约皇权的“道统”武器。
祖父生前，正是此道高手，常引经据典，以礼法为盾，在朝堂上纵横捭阖。
这些经典，这些义理，这些被奉为万世不易的准则，究其根本，是为谁服务的？
这诠释本身，就包含着当权者的意志，是为了让这套秩序更稳固、更符合统治需求。经典本身是沉默的，是刀鞘。真正锋利的，是握刀的手。
而现在，天子李景元，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样娴熟地挥舞起这把名为“礼法”的武器。
丁忧制度，这本是彰显孝道、维系纲常的良制，在他手中，却成了精准打击政敌、将门阀核心力量暂时“封印”的锁链。
他对“忠”字的强行诠释和争夺，更是试图利用礼法中最核心的君臣之义，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加冕，将门阀领袖矮化为君王个人的附庸。
礼法，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护盾。它是通用的武器，锋利无匹，谁掌握了诠释它的权力，谁就能让它为己所用。关键在于，谁拥有更强的力量，谁能在特定时刻，主导对这套规则的诠释与运用。
他过去的认知，参与修订《五经正义》的努力，虽然深刻，却依旧停留在“如何更好地运用规则”的层面。
它们从诞生之初，就是一套精密的工具，一套为解释权力、分配权力、约束权力而生的统治话语。
如今，他终于穿透了规则的表面，规则本身，不过是力量博弈的具象化。规则的制定、诠释与运用，其背后永远是赤裸裸的权力较量。
当自身力量不足以支撑时，再完美的规则诠释，也挡不住对手利用规则本身发起的精准打击。
规则服务于力量，解释权只归于胜者。
李景元精准地利用了“丁忧”规则，时机、分寸拿捏得无懈可击。这哪里是什么“礼法森严”？这分明是以“礼法”为名的、最高级别的权力运作艺术。
就像谢道临过去推动《五经正义》的修订，也是试图在规则层面为门阀争取更大的权力空间，二者本质并无不同。
谢道临目光从经卷上移开，投向窗外依旧素白的庭院。谢家当下的困境，己非他个人的问题。
中枢的位置不会虚席以待，一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他短期内触及权力核心的可能，微乎其微。
真正攸关谢家存续的命脉，在于父亲谢明远。父亲作为礼部尚书（虽丁忧辞官），其资历、人望、在清流体系中的位置，才是谢家在未来权力场中复起的最关键支点。
父亲若能顺利熬过三年丁忧，成功起复，重返礼部或跻身更高位，谢家这棵大树便有了重新扎根的土壤。
反之，若父亲因变故无法复起，甚至被边缘化，那谢家才真的会坠入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