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难得地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的“统一”声音。
按以往惯例，涉及如此重大吏治变革的国策，动辄需要一年半载的反复扯皮、修改、妥协，才能勉强成型。然而这一次，从延英殿首次抛出议题，到三省议定草案，再到门下省审核，整个过程竟在月内便接近尾声。
或许是许诺的官职有了效果，又或许，程静在谈话中或明或暗地提及了采访使张伦在山东查获的证据，各家权衡利弊，终究选择了暂时的妥协。
他们并非全然相信皇帝的诚意，也深知新政一旦推行，长远来看对门阀子弟的晋升通道是巨大的限制。
但此刻，吏部考绩在即，家族核心子弟的晋升之路就在眼前，谁又愿意在此时做那个出头鸟，冒着失去眼前肥缺的风险去硬撼皇权？
“审慎建言”、“秉公首言”、“体察圣意” 这些程静留下的模糊要求，成了门阀在新政研讨中的默契。
翰林院、吏部、中书省、门下省关于“历练新政”的研讨依旧热烈，但争论的焦点，己悄然从“该不该做”转向了“如何做”、“何时做”、“谁先做”。
那些原本可能成为致命阻力的激烈反对声，被巧妙地消弭于无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务实”探讨——如何在新政框架下，尽量为自家子弟争取更优渥的“历练”地点、更短的“历练”期限、更便捷的晋升通道。
景和八年八月，秋高气爽。含元殿内，大朝会庄严肃穆。百官序列，朱紫满堂。
一份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复核、尚书省附议的《官员选任历练新制》草案，被郑重呈于御前。
草案的核心，便是那八个字——“不历州县，不拟台省”。
其中详细规定了新科进士、明经及部分荫补子弟需赴地方州县任职的年限、考核标准，以及未来晋升中枢的路径。
当然，草案中也包含了诸多有利于门阀子弟的痕迹：如弘文馆、国子监等特定机构可酌情延缓执行；对门阀子弟的“历练”地点，在“自愿”基础上给予一定选择空间；对己有地方经历的官员晋升，则予以优先考虑等等。
李景元高踞御座，目光扫过殿内群臣。整个大殿，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平静。
“诸卿对此新制，可还有异议？”李景元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
短暂的沉默。却无人出列。
门下侍中（门下省最高长官）上前一步，躬身道：“启奏陛下，此制经三省反复研讨，权衡利弊，己趋完善。门下省详加审核，以为其立意深远，切中时弊，于国于民有利，于吏治革新有益。臣等无异议。”
“臣等附议！”殿内响起一片附和之声，虽非激昂，却也整齐。
李景元知道，这是程静用无数秘密交易和潜在威慑换来的短暂平衡。但无论如何，这关键的一步，终于迈出去了。
“准奏。”他沉声道。
侍立一旁的程静立刻上前，将早己备好的朱笔奉上。李景元提笔，在那份凝聚了无数妥协与算计的诏书上，落下朱批。随即，象征皇权的玉玺被郑重钤盖其上。
“门下省即刻颁行天下！着吏部、礼部、各道州县，一体遵行！”李景元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遵旨！”群臣齐声应诺。
景和八年八月，这道名为《官员选任历练新制》的诏书，正式成为大唐国策。它标志着帝国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向，也拉开了皇权与门阀新一轮博弈的序幕。
然而，诏书虽己颁行，但执行的时候还未到来。
诏书中明确规定了新政的起始时间——景和九年春闱之后的新科进士、明经，以及部分待选的荫补子弟，方为首批执行对象。
至于弘文馆、国子监等清贵官员，以及今年吏部考绩即将擢升的王允明、卢玦等人，则因“修书重任”、“职司紧要”或“己有安排”等理由，暂不在此列。
这无疑是程静那些秘密交易结出的第一个果实。皇帝兑现了他的部分承诺，让包括谢道临在内的诸人得以在“新政”落地前，先行一步，占据了那些令人艳羡的高位。
杭州刺史、秘书丞这些职位，将成为他们在未来风暴中相对安全的避风港，也暂时安抚了门阀躁动的心。
至于新政本身如何具体执行？会遇到怎样的阻力？地方州县能否真正接纳这些“空降”的精英子弟？门阀又会如何在新框架下寻找新的突破口？这一切，犹未可知。
交易换来的时间，是为了积蓄力量；延迟执行的新政，是为了减少初期的阻力。真正的较量，将在明年那些新科进士们踏上陌生的州县土地时，才真正开始。
而那时，无论是门阀还是皇权，都将亮出新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