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狂言在长安城朱门深巷间激荡不休，黄河两岸的滔天浊浪却终在人力与自然角力下渐次退去。
春汛终究会过去，水患的物理冲击短暂结束了，但救灾的终章与权力的清算，才刚刚在这片泥泞的土地上徐徐展开。
洛阳含嘉仓北，河漕总署前，车马渐稀。
潘子良身形似乎比数月前更显清瘦。他看着案头最后一叠钤印火漆的公文——滑州分水堰、曹州疏浚运河图册最终核定本，以及针对沿河堤坝新修加固的验收总结。
他身后的黄河故道上，淤泥尚未干透，但纵横交错的新堤轮廓己然成形，几处关键漕运节点也在其强力督催下抢通，大批滞留的江淮漕粮正源源不断地沿着焕然一新的水道北上。
河工号子声远不如初期喧嚣，取而代之是民夫轮替返乡休整的秩序。
水患暂时解决了。潘子良以工部尚书之身，凭借这个临时架设的集权机构，在皇权意志和部分技术官僚的支持下，完成了治水工程的关键骨架。
新的堤坝扼住了几处要冲，漕运的恢复暂时保障了北方的物资命脉。这份功绩，是他立于洛阳的最大底气，也是李景元敢对门阀正面进攻的动力。
然而，他的“务实”也埋下尖锐的冲突种子。
为了赶工和震慑胥吏，其治下惩处了一批渎职不力的地方佐官，其中不乏五姓姻亲子弟或门生。
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强制征发劳役、调配资源的举动，以及借内侍渠道的某些秘密行动，深深得罪了地方胥吏、士绅乃至部分朝中大员。
这些人慑于水患紧急暂时蛰伏，但矛盾己经存在。当治水使命完成，他返回长安之日，迎接他的绝非全是赞誉，更有一张由明枪暗箭织成的巨网。
山东诸道，由义仓构成的庞大网络，正成为灾后恢复的核心支撑点。
每日里，义仓门前排起的长队不再仅仅是为了借贷救命粮种，更多是寻求借贷春耕工具、小本钱的行商。
义仓借贷绝非慈善，其低息甚至“名义无息”只是表象。
无数因无力偿贷而被迫签下以田抵债契约的小农，其田产正有序地汇入义仓背后的“土地托管”名册。
更有大片灾后“无主”或产权模糊的淤滩荒地，被地方官府“默许”甚至“委托”给组织严密、具有重建与管理能力的义仓体系进行围垦代管。
这些地块的实际控制权，最终都将通过复杂的契约和操作，沉淀到五姓宗族庞大而隐秘的产业之中。
这与《止水杂记》所指责的“敛财圈地”何其相似，却又因披着“赈济”、“以工代赈”、“合理流转”的合法外衣而无可指摘。
相比之下，白马寺、大相国寺等名刹的救灾行动，显得声势有余，实效有限。
他们延续着每日定时定点布施稀粥、发放少量常用药材的模式，一些寺院甚至响应“菩萨转世”之说，为逝者举办几场大型超度法会。
粥棚前也每日排着长队，多是些年老体弱、无力参与劳作的贫民。
每日消耗的粮米不过数百石，与覆盖数州、动辄吞吐数十万石的义仓体系相比，其经济实力与组织动员能力的差距暴露无遗。
“菩萨转世救世”的宏大口号犹在耳边，但在饥肠辘辘的农人眼中，支撑他们熬过灾荒、重续生活的，是那一袋袋从“谢家、崔家义仓”借出的实实在在的粮种。
“拜佛烧香顶什么用？种地才实在！”这是灾后农人间最朴素的交流。
佛教在经济基础和组织能力上的短板，使其在灾后最关键的民生恢复阶段，只能成为有限度的心灵慰藉者，其塑造的神圣性与现实执行力之间的巨大鸿沟，被无情放大。
“佛”未能“治河”，“菩萨”也未能“普渡”多少真正的苦难，只留下“灾劫淘汰”的空洞说辞和修葺得更金碧辉煌的几座主殿。
随着大水退去，朝廷的清算与安抚也终于落地。
几处被潘子良重点揭发、证据确凿的“趁灾勒索乡里、勾结豪强侵吞赈粮”的胥吏恶霸被公开处以绞刑或流放三千里。
其行刑布告张贴乡野，引来一片麻木的围观。这固然是李景元彰显律法尊严、挽回部分民心的必要举措，但也仅此而己。
真正进入地方权力真空、被寄予厚望的并非潘子良体系的人，而是一批由门阀保举、或以“清流干才”名声起复的官员。
崔家旁支出身的进士被擢升为汴州别驾，协助重建；卢玦的堂叔以吏部考功评优调任曹州司马，主持田亩清整。
更有出身寒门但依附于谢家的官员填补了滑州、濮州等多个关键职位。他们到任伊始，无不“深入闾里、抚慰百姓”、“严惩不法”，其举措大多中规中矩，力求稳定。
他们对义仓的态度也颇为微妙：既有对其扎根地方、效率显著的认可，也对其超然地位和暗中扩张的土地控制保持警惕性监督。
这微妙平衡下，朝廷法度、郡望利益、百姓生计达成了一种表面的稳态。
然而，潘子良治水过程中积攒的民夫怨气与吏胥仇视并未消散。
新堤之下，一些被强征又未获足额钱粮补偿的民户眼神阴郁；被裁汰冗员或受惩吏胥同僚的怨恨也未消解。
黄河之水终于奔流入海。灾后重建的帷幕落下，权力搏杀的新局才刚刚拉开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