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患与天子急诏的消息，迅速扩散到与之血脉相连的土地——河北、河南、山东诸道。
这些饱经沧桑的膏腴之地，既是洪涝肆虐的前沿，亦是帝国根基所系的粮仓，更是山东五姓七望盘桓千年的根基所在。
（古代山东绝大部分时候指的是崤山以东。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这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五姓七家是典型的山东士族代表。
除此外也有其他郡望，比如兰陵萧、河东裴。他们凭借儒学传统、政治联姻及传统的庄园经济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都能够与皇权分庭抗礼。）
水旱灾异，于这片土地而言，非是新事，实乃循环往复之常。
其发生，并非打破了某种固有的秩序，反而更像是一剂催化，加速了某种早己存在、且被这片土地千百年来运行规则所默许的进程。
皇帝李景元在含元殿下达的那一道道措辞严厉、杀伐决断的赈灾诏令，其深层动机，朝廷中枢内外，尤其那些历经数朝沉浮的郡望掌门人，心中皆有考量。
这并非源于对地方官吏道德操守的过度信任，而是基于对这片土地上“水旱之常”后必然随之而来的“郡望之应”的清醒认知。
山东郡望，无论是博陵、清河之崔，范阳之卢，抑或太原之王、荥阳之郑，其族脉悠长，荫庇广远。
其存在与延续，早与王朝更迭、水旱频仍交织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生存与扩张之道。
当灾异发生，秩序动摇，尤其是田土之基被动摇时，便是基于宗法、乡情、契约以及地方权威所构建的庞大关系网络，自然舒展其枝蔓的时机。
在洪水退去留下的疮痍土地上，流离者需粮裹腹，病弱者需药延命，倾覆者需片瓦栖身。朝廷虽严令开仓赈济，然官仓有限，运转需时，杯水车薪。此乃古往今来常态。
于是，基于乡梓情谊的“借贷”便成为常态流转之一。郡望巨族于此际开宗祠之仓或府中私廪，施粮贷种予受难乡邻。
只是借贷必有契约，此为常理。
契约必有期限，亦为常理。
期限至而无力偿付者，以田宅、器物作抵还债，便顺理成章。
灾后田土或因浸淫而瘠薄，或原主己流散无踪，其价自不如常。
债主以平价乃至低于灾前之价纳之入囊，符合经济流转之通则。郡望手中因之累积的田契地券便日渐厚实。
亦有地方胥吏、乡贤耆老于赈灾安民之际，向茫然无措、亟待重整生计之小民推介相对可靠的“善主”以借贷或托庇，亦是情理之中。
郡望族姓作为地方公认的“良门贵胄”，信誉卓著，资产丰饶，自然成为首选托付之对象。
灾荒时节，物以稀为贵。粮价、药价、建材价随行就市，水涨船高。拥有雄厚仓储、商道及信息网络的郡望大族，在满足朝廷赈济要求之余，亦依循市场之律，参与调控与流通，其间利润自然可观。
此非巧取豪夺，乃市场供需之自然结果。也是灾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如此选择。
洪水过后，昔日阡陌或被冲刷殆尽，或因泥沙淤积而成新生滩涂。对这些暂时“无主”之地的认定、分配与垦殖权，地方衙门往往无暇细顾，亦无力独断。
郡望以其在地方的深厚影响及组织能力，出面牵头围堰、疏导、重整土地规划，将部分滩涂或重新规划的荒地纳入其名下庄园进行垦殖管理，亦是恢复生产、稳定地方秩序的一种实践形式。
在此过程中，对其管理之地的控制权随之强化。
凡此种种，并非刻意为之的阴谋，而是在水旱灾异的循环背景下，由传统宗法、地方治理惯例、契约精神、市场规律以及郡望大族固有的资源禀赋与影响力，共同促成的自然而然的资源流动与重新整合。
每一次大水冲刷过后，大庄园主的土地似乎总比水前更广阔一些，佃户的身影也往往更常见于这些大庄园的阡陌之间。
这并非单一力量的刻意推动，而是这片古老土地在应对天灾人祸时，其社会结构与经济逻辑惯性运行的必然景象之一。
李景元深知这些事。
洛阳城的牡丹刚谢了最后一重花瓣，街衢间的尘土便被马蹄踏起烟尘。暮春的风裹着水汽，掠过残存着焦糊与淤泥气息的城坊。
含嘉仓城以北，原本用于储放漕运文档的官廨一夜清空，尘封的卷宗被码放进黑漆大箱，而正堂的廊柱间己悬起了新制的乌木官牌——“河漕总署”。
潘子良踏入这间匆忙辟出的衙署时，随身只带了两名工部侍郎，十余员熟稔度支、司水、度土的曹吏紧跟在后。
行装简薄得近乎寒酸，唯独一口贴着内侍省火漆封记的黄杨木匣被小吏小心捧入正堂，置于特设的檀案上，除潘子良外，无人敢近三尺之内。
“滑州（今河南省安阳市）急报！曹州（今山东菏泽）急报！”洛阳通政驿的牒吏嗓子己经嘶哑，沾着泥点的文书卷轴接连不断地堆上书案。
潘子良抬眼望向窗外，阴霾天光衬着院内一树迟开的梨花，白得不似人间颜色。
洛阳水边的薄暮漫过仓垣时，他推开了署衙侧厅的一扇小窗。窗下是混浊翻涌的汴水故道，工役喊号与哭喊声在暮色里搅成一片模糊的嗡鸣。
远处一队押着粮车的军士刚过石桥，被一群衣不蔽体的流民堵在了桥上。火把的跳动光影将桥上乱影投射在窗纸上，摇撼不定。
潘子良盯着那团混乱的暗影，未发一言，只缓缓合上了雕花木窗棂。
长安城，延英殿。程静低眉垂手，立在一道纱帘之外。
李景元翻检着刚从驿道送回的总署初设简案抄件，“安顿尚可？”帝王的声音透过纱帘，辨不出情绪。
“潘尚书己署务。总署文移昨晨发汴州（开封）、今日午时可达滑州。”
“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