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府的后院静谧如春水，但真正的春水此刻却是波涛汹涌。
千里之外，帝国北方的命脉，那条裹挟着黄土高原厚重历史 与数之不尽的泥沙奔腾向海的黄河，却正处于今岁最为暴戾的宣泄期。
自春汛伊始，工部尚书潘子良的身影便鲜少出现在长安的朝堂之上。他的精力、工部能动用的一切资源，几乎全部投入到了黄河下游的千里堤防之上。
奏报如雪片般飞入长安，字里行间皆是被泥浆和水浪冲刷的凝重与急促。然而治水之事，始终收效甚微。
黄河——“母亲河”这个称谓，从来不是温情的赞誉，更像是子民在洪水滔天、家园倾覆之际，面对滔天之怒时近乎绝望的哀求—— “妈，别打我！”
这条河流的秉性，从新石器时代起，便以无数被黄沙掩埋的文明遗址向世人昭示着其不可驯服的野性。
其难治，并非人谋不尽，实乃天威难测，人力终有穷。
若究其根源，在于其带来的泥沙。
黄河之水天上来，携带着巨量黄土高原冲刷而下的泥沙。当水流进入相对平缓的下游平原，流速骤减，泥沙沉积便成了无可阻挡的自然之势。
黄河水势汹涌，在古代的生产力限制下，清淤的速度永远追不上淤积的速度。
因此黄河"善淤、善徙、善决。"
泥沙沉积必然导致河床逐年抬高。河床高出两岸平地，全靠人工堤坝束缚成为“地上悬河”。堤坝越筑越高，险象环生，但黄河水流又在不断寻求突破点。
一旦某处堤防承受不住，瞬间的决口便能泛滥千里；更可怕者，彻底改道，以排山倒海之势抹平旧河床，横扫平原重塑地貌。
每一次决口或改道，对生活在流域内的百姓而言，都是一场无情的灭顶浩劫。“千里泽国”便是最真实的形容。
但古代生产力下的治水，囿于工程技术与认知局限，无论是被动地“堵”，还是主动的“疏”。
对于黄河，都只能依赖不断加高增厚的土堤和有限的疏浚。对于河流动力、泥沙运动的深层规律缺乏系统认识，对系统性的清淤工程、上游水土保持更无从谈起。
治水能臣如汉之贾让、王景，唐之姜师度，皆是以高超的权变和组织能力，在某个河段、某个时期延缓其祸患，能让一段河道相对安稳数十年己是莫大功绩。
所谓黄河“百年安澜”，在这各时代纯属奢望。
而此刻的大唐，己立国百年有余。
黄河流域经历了长久的承平耕作与自然的缓慢堆积，黄河下游的悬河之势，尤其在山东及河南部分地区，己触目惊心，“河高民屋殆逾丈”！（高出民房三米多）
滚滚浊流在平原之上悬空而走，河堤内侧俯瞰两岸田舍村落如同在万丈深渊之上行走。堤防巍峨如山，却又脆弱如卵。
潘子良殚精竭虑，昼夜督守，努力组织人力加固堤岸险工、堵塞小的涌险。
然而大自然的伟力无情地嘲弄着人类。
春汛叠加雨期，水量一再暴涨，多处堤段在高水位浸泡下发软、渗漏、甚至管涌频频，靠人力挖掘、夯土、木排防冲，疲于奔命，如同以石填海。
最关键的水利命脉——沟通南北经济的大运河黄河漕运段，因水位暴涨、河心深槽摆动剧烈、泥沙骤淤，陷入了事实上的中断。 堆积如山的南粮北运物资被堵在河道两端。
更令人忧惧的是，持续的溢水和局部小的决口冲开了部分低洼阻水处，形成了几股不算稳定的分流（如历史上存在过的东平湖等低洼地带积水）。
工部官吏己然回天乏术，只能眼睁睁看着水分数股入海。
然而，在长久的河患恐惧中，工部的官员与有经验的河工们，在得知消息后，心中竟隐约浮起一丝苦涩的“庆幸”。
一个资深的老河工在曹州工段，望着远处分多股汹涌奔腾入海的浑浊洪水，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浆，声音沙哑地叹道：
“东家（指潘尚书）啊这水它总算分叉跑掉了！要是拧成一股绳往一个地方狠冲，咱们这点人手，这点堤哪里扛得住？那才叫真的天塌了啊！”
这朴素的绝望中蕴含着一丝残忍的道理：
当下的多道分流，虽是失控的产物，却无意中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黄河主流的整体冲击力，暂时缓解了某一处堤防可能瞬间崩溃导致的灭顶之灾（大规模改道）。
分流减轻了主干堤防压力，避免了短时间内更彻底的、系统性的溃灭。这或许是天地间残酷法则下，唯一值得“庆幸”之处——灾难以一种非全毁性的方式暂时得以维持。
但潘子良站在临时搭建的高高河堤望台上，眉头却锁得更紧。分流只是暂缓，绝非解决。
漕运断绝带来的粮运危机、无数被淹失所的流民、以及那依旧悬在帝国头顶、不知何时会轰然坠落的“地上悬河”，如同三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比谁都清楚，这份“庆幸”背后，是帝国脆弱腹心被狠狠划开的巨大伤口，亟需缝合，而他能做的止血材料，却显得如此匮乏。
工部衙署的灯，彻夜长明。却终是找不到合适的方法。
长安城暖风熏人，谢府的竹影依旧婆娑。黄河之水裹挟着淤泥与灾难的信息，正流向帝国核心的每一个角落。
（黄河自古便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宁,天下平。”的说法。北宋三易回河导致河北、山东千里萧条，仅熙宁十年（1077年）曹村决口即淹没55郡县，农田30万顷尽毁。甚至在金兵南下前，北宋自己就耗尽国力，黄河冲毁河北军事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