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外，琵琶声不知何时己转为清幽舒缓的《春江花月夜》，水波荡漾，更衬得轩内三人间的低语暗藏机锋。
然而，谢道临的心底却生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那是一种近乎冷酷的、洞悉棋局走向后的微妙了然，以及一丝计划被打乱节奏的玩味。
王允明的情报，印证了他内心早有的推演。地方实务新科会出乱子，这本就是他当初在殿前应对天子增设新科之议时，埋下的一道伏笔，一颗精心准备的雷。
那时，面对天子李景元借潘子良之口提出的实务新科设想，谢道临作为门阀在年轻一代经学上的代表，他无法、也不会首接反对天子意图分流的意志。
他选择的是另一种更符合门阀利益、也更具有操作性的策略——为这柄新生的“器”预设一个致命的弱点。
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奏对，核心便是经义乃立身治国之本，实务乃经义之用。
若不通经义大道，不明人伦纲常，只习雕虫小技，则吏员虽通算筹营造，亦易为私欲所蔽，失其公允，反成蠹吏。实务新科之选，当以通晓经义为基，方不致本末倒置，遗祸地方。
这番话，冠冕堂皇，虽是歪理（将制度问题引向道德问题），却深合儒家“君子不器”的理念，也完美迎合了天子当时急于推动改制、又需安抚门阀的心态。
天子最终采纳了增设实务新科，却在选拔标准上做了模糊处理，为地方操作留下了空间，也为谢道临今日的“正体明规”之论埋下了种子。
这颗雷，他原本计划在更合适的时机引爆。
比如当潘子良借实务新科势力膨胀，试图染指更高权力时，再抛出地方因“不习经义”而吏治败坏、贪渎横行的证据，一举将潘子良连同其寒门实务派钉死在“根基浅薄、祸乱朝纲”的耻辱柱上，彻底断绝寒门通过实务路径挑战门阀清流核心地位的可能。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低估了地方官员的贪婪与短视，也高估了这个朝代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
“地方上的那些人未免也太心急了。”谢道临的声音响起，平淡无波，听不出喜怒，仿佛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甫一开科，便如此迫不及待地将‘器’用到了极致。” 他特意强调了“器”字。
王允明何等机敏，立刻从谢道临这看似平淡的语气中捕捉到了更深层的意味，试探着问：“谢兄此言莫非早有所料？”
谢道临没有首接回答，只是端起酒杯，又浅浅啜了一口：
“允明兄可还记得当日殿前奏对，谢某曾言：‘不通经义大道，只习雕虫小技，则吏员虽通算筹营造，亦易为私欲所蔽，失其公允，反成蠹吏。’
此非虚言。器无善恶，用之在人。然人心若失道义约束，无经义为纲，则再利的器，亦会沦为贪渎之具、祸乱之源。”
他巧妙地避开了“是否早有所料”的首问，而是再次重申了当初殿前奏对的核心观点——实务新科若脱离经义约束（即门阀的意识形态掌控），必然导致吏治腐败。
这既是对自己预见的印证，也是将眼前爆发的乱象，完美地归咎于潘子良当初推动实务新科时未能彻底贯彻“以经御器”的原则。
王允明嘴角勾起一丝笑意，“潘尚书当初只想着用这‘器’来破局，却不知这‘器’若失了根本，反噬起来是何等迅猛。如今这地方浊吏之弊，正是他急功近利、根基浅薄的最好注脚！”
卢玦也明白了谢道临的深意：“谢兄果然远见！如此一来，这地方之乱，非但不能动摇我‘分流’之策的根本，反而成了佐证我等主张。实务之选，必须牢牢置于经义正道统御之下的铁证！” 他也看到了将祸水引向潘子良的机会。
“疥癣之疾，亦可为破敌之矛。”谢道临眼中没有任何得意，只有一种棋手看到棋子按预期落入陷阱、只是时间稍早的冷静评估。
“关键在于，如何让圣人看到，这‘疾’的根源，在于‘体’之未正，而非‘器’之不当，更非‘流’之不该分。”
他再次将话题拉回核心：利用这次危机，在即将到来的改制争论中，不仅要保住“分流”，更要强化“经义”（门阀）对“实务”（寒门上升通道）的绝对掌控权。
潘子良，不过是这盘棋上，一个可以被五姓顺势吃掉的、有价值的弃子。
轩内一时静默，只有帘外琴音如流水。王允明与卢玦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振奋与了然。五姓对皇权的反扑，要开始了。
谢道临的目光重新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
地方官员的贪婪，打乱了他引爆这颗雷的节奏，却也提供了一个更自然、更具冲击力的爆点。
下一步，便是如何精准地引导这颗雷，在御前炸响，炸掉潘子良，炸出他想要的新规则——一个将“实务”彻底置于“经义”阴影下的规则。
剑南烧春在杯中微微晃荡，映着窗外灯火，碎成一片动荡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