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致远看了贾樟柯一眼，淡淡地道：“我不反对现实主义作品，电影行业也需要反应现实的作品，比如张艺某的《秋菊打官司》就是我投资的。我反对的是为了得奖故意拍这种电影，甚至为了得奖，堆砌苦难，因为这是一种驯化。
很多人可能不服气，觉得我这是小题大做，觉得几部电影而已，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嘛，我举个例子你们可能就明白了。前段时间，某个城市有一名老人在街上晕倒，但没有一个路人上前施救。直到第八位路人经过，老人才被送到了医院。由于送到医院太晚，老人没有救活。”
方致远看着贾樟柯道：“你来评价一下这件事。”
贾樟柯不明白方致远想要干什么，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这些路人就是鲁迅先生批判的冷漠看客，围观看热闹，是国民劣根性最直接、最普遍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方致远看向其他学生：“认为这件事体现了民族劣根性的举手。”
现场呼啦举起了一片手臂，他们都觉得贾樟柯说得特别对。
这种冷漠与见死不救是国民劣根性的体系，应该狠狠批判。
方致远叹了口气：“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病。”
啊一那些举手的学生都露出异之色，贾樟柯的话哪里有问题啊？
老人晕倒在路边，路人没有一个上前救人！
这不就是鲁迅笔下的冷漠看客嘛，这不是民族劣根性是什么？
你怎么不认为这些路人有问题，反而认为我们有问题？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嘛！
贾樟柯直接叫了起来：“你怎么骂人啊？”
方致远淡淡地道：“我不是骂人，是真的认为你们有病，这种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这种病，其主要表现为被害者在面临极端威胁时，会对加害者产生情感认同，这种病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理自动保护机制。”
方致远继续往下讲：“你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这种路人冷漠不救人的事在全世界都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全世界的反应都差不多，媒体会出来批判社会、批判大众冷漠，但只有我们中一部分人会贬低我们这个民族，说民族劣根性。
我举个例子，1964年3月，美国纽约市克尤公园发生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凌晨3点，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受到凶手追杀，在长达半个小时的作案过程中，受害者不停地呼救奔跑，有38户居民听到或看到了，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甚至没有一人拨打报警电话。事后，美国媒体同声遣责纽约人的异化与冷漠。
不过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巴利和拉塔内认为，对于旁观者们的无动于衷，还有更好的解释。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专门进行了一项试验。他们邀请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另外安排一个人假扮成癫痫病患者，让他们以一对一或四对一两种方式，相互间用对讲机通话，远距离联系。结果表明，在交谈过程中，当假病人大呼救命时，一对一通话的那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四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通过这项试验，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两位心理学家称之为旁观者效应，也就是说，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正是因为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旁观者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其他观察者的反应，结果使得每一位旁观者都无动于衷。
类似的事件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生，出现这种事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我们中很多人会利用这种机会贬低我们这个民族。这真的不正常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很多人有心理疾病，就是斯德哥摩综合征。”
这一一那些举手的学生愣住了，难道我们真的心理有问题，
方致远继续往下讲：“你们知道斯德尔摩综合征是怎么来的吧？1973年，两名罪犯在斯德哥尔摩抢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列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列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却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其中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甚至还爱上了其中一个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为什么出了负面新闻，我们中很多人就会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呢？
因为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经历了百年沉沦，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我们中的很多人象那四个被挟持的银行职员，不认为是列强不对，反而认为我们挨打，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很多人接受了列强炮制的，西方是文明人，而我们是野蛮人的论调，认为我们是有劣根性的。
时间一长，大家就会形成固定思维，只要出现负面新闻，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五个字一一民族劣根性。就象你们这样，听到我讲的案例，马上就说这是民族劣根性。
你们不是喜欢说独立思考嘛，你们真的独立思考过吗？”
贾樟柯张了张嘴巴，想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其他学生则一个个脸上发烫，神情羞愧的低下了头。
方致远叹了口气道：“民族劣根性的论调是有害的，因为这种论调，无法让我们发现事情的真相。就象我刚才举的例子，面对市民冷漠不救人，要是扣民族劣根性的帽子，就无法发现事情的真相，自然也不可能解决这种问题。
我们知道印度实行的种姓制度，处在顶层的是雅利安人，底层是达塞人。雅利安人为了维持自已统治，通过印度教对达塞人实行pua，说他们是贱民，是不可接触者，经过上千年pua，现在印度底层已经被驯化，完全没有反抗意识。
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我们做的，如果我们不抛弃民族劣根性这种有毒的观念，长时期被pua，那我们就有可能象底层印度人那样被驯化。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被驯化，只要你说国外一点不好，
就有人象踩了尾巴似的，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反驳。”
方致远给出最后的结论：“电影节是西方文化规训的一环，如果中国电影人都为三大电影节拿奖而拍电影，必然要拍符合他们标准的电影，时间一长，就会成为西方的吹鼓手，从各个角度贬低我们这个民族，就象你们看到负面新闻，就会说民族劣根性。”
方致远提高嗓门：“所以，我坚定反对为了电影节拿奖而拍电影！”
贾樟柯和北电学生都被方致远震住了，都陷入沉思。
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有文化，不跟随主流，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现在才发现，自己的见识浅薄得可笑，自己自翊独立思考，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独立思考过。
否则也不会把人类共有的问题，说成民族劣根性。
他们开始思考，那我以后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呢？
这天晚上，北电领导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饭店设宴招待方致远。方致远是北电毕业的，对学校领导倒没有摆架子，任何人来敬酒，他都会跟对方干杯，
酒过三巡，张慧君端着杯子对方致远道：“方总，你在跟学生交流的时候提到了一点，电影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拍出来的。主要不断拍下去，拍电影的水平就是不断上升。这也是北电最大的问题，学校没有办法给学生们提供支持，让他们到动手实践。
北电导演系和摄像头的学生，只有到了大四联合作业，才有机会动手实践。由于学生没有实践的机会，自然没有能力驾驭商业片。如果北电学生能够实践，我相信是能够出现一批合格的商业片导演的。”
方致远知道张慧君想说什么：“你想让我们支持北电学生拍片？”
张慧君脸上堆满了笑容：“是啊，我们知道北影实力雄厚，而且我们又一直在为电影行业输入人才，如果能得到北影的支持，学生们有了实践的机会，才能培养出更好的人才。我们需要的钱不多，每年100万就够了。”
方致远似笑非笑地道：“可你们培养的学生都是想去欧洲电影节拿奖的，而我们是需要能够驾驭商业片的，我们要是支持他们，岂不是拆自己的台。”
张慧君知道方致远会这么说，马上亮明态度：“那是过去，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北电学生梦寐以驾驭商业片能力的问题。我们已经成立了商业片研究小组，郑冬天老师是组长，
郝剑老师是副组长。”
听到郝剑研究商业片，方致远笑了：“这个安排不错。”
张慧君趁热打铁，抛出了真正的目的：“因为北电没有商业片方面的积累，让我们培养商业片导演真的比较困难，而北影有商业片方面的积累，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让你们的商业片导演来给学生们上上课，可以让北电的学生到剧组实习，你意下如何？”
北电领导们都望向方致远，想知道他怎么回答。
如果方致远拒绝，那说明北影自己搞电影学院的想法是真的；要是方致远答应，那说明北影建电影学院的想法是假的。
方致远沉吟了几秒钟，开口道：“我看这样吧，明年我们联合搞一个研究生班，就招对商业片感兴趣，有拍商业片潜质的学生，我们为这些学生提供实践的胶片，同时会让他们到剧组实践。”
北电领导顿时松了一口气，看来北影搞电影学院是谣言。
张慧君也松了一口气，哈哈笑道：“那我们一言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