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心乱如麻嘴巴上需要活动一下罢了，就像缺乏运动的人忍不住就想抖腿一样，纯属神经反应，郭大姐说话我就不吭气了——也行吧，一件事总算是结束了，咱们开始下一件就好，发作发作乃人之常情，但是没完没了就有碍观瞻了。
一个一看就没什么真本事的小大夫都能看出来的东西，那还能有什么错，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妇女过来看了半天，搞了一个相当有外交感的诊断——高度怀疑宫外孕
那还有什么怀疑的，什么影片都做了，胚胎就卡在输卵管，都能看见阴影了，你还怀疑个屁，所以这是一种外交辞令——你别说，这也属于鱼头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外交官说话都比较严谨，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的——你绝不会听到哪天我们外交官跑出去说萨达姆侯赛因犯下了反人类罪行，我们要加大弹药量把他屎炸出来，这是米国人没文化才有脸说出口的一种话
接着回到病房，立马把一直在那里注射的安胎药撤了下去，换成那些乱七八糟的抗生素，前几天一直在做的安胎突然之间就转换成了打胎——这时候杨可儿安顿好家里的事过来了，她陪着杨燕子，我溜出去找郭大姐，咨询一点离谱的问题——
这倒不是我想甩锅或者怎么样，我死都不怕还怕担责任，一方面我的确想了解这中间的知识，另一个方面，咱们出了问题总是需要找到症结所在不是么，万一下一次我又搞出这种事怎么办？认识过去，才能防患于未来，这是我的基本出发点——郭大姐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那时候杨燕子其实一早就在少量出血了，在我和她吵架带她喝酒以前已经不正常了，所以也就坦然了——如果这是个罪孽，那么这个罪孽也不单纯就是我大逆不道造成的，我和杨燕子起码得平分——我有多贱，她不会比我更差，事实上这么贱俩个人钻一起造小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
郭大姐是好人，我嘴巴那么欠，她每次跟我说点事情都是尽可能地认真、详细，而且的确能把一件事情给我解释得清清楚楚，我对她说没什么好抱怨的。等我把自己需要知道的东西了解清楚了，心不在焉回到病房的时候，杨燕子正在那里哭，她一哭，我也忍不住哭起来——倒不是哭其他，主要还是哭自己的下贱，哭大逆不道的侥幸，命运这个家伙你是绝对钻不了它一点点空子的，你和它开玩笑，他可不就得收拾你——然后也就是这一天我怼了杨可儿半天，嫌弃她不能共情我的痛苦——她那个人没法和别人共情什么痛苦的，人家刮宫就像刮脚上的死皮，和你共情个屁
那天开始转而注射杀死胚胎的药，我这时候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何去何从，毕竟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孩子呢，又一次没怀住，这倒符合我的一贯尿性，所以这个事吧，它压根就不是我的活，以后还是别整了，想个办法找个舒服一点的全新活法比较实际。那天晚上的时候老大偷偷溜到医院楼下找我喝酒，因为他偷了杨可儿的钱还没还，一直不敢见杨可儿面——他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街面上只有一个卖羊杂割的店还开着，老大委委屈屈选了这样一个店——他自己是养猪的嘛，所以出来外面吃饭一般都不会吃牛羊肉，一概都是吃猪肉，为猪肉市场注入一点活力，因此上吃羊杂对他来说高低是有点委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