鄠县在长安西南，位于秦岭北麓，夹沣水、涝水这两条“关中八川”之间，是关中腹地，近畿要邑。
若鄂县有事，从此处发兵，越洋水直袭长安，可以轻松做到朝发夕至。鉴于这种关键的地缘关系，苟政对这些长安近畿要邑岂能不多加关注，尤其是存在明显不安分因素的情况下。
在这充满希望的仲春时节，由杜城那边刮起的风，在百里之外的鄂县，终于形成了一场风暴。
刘氏与夏侯两家，在鄂县或许算不得什么高门大姓，世家望族，不管怎么认祖宗，他们都是最近几十年方才从鄂县扎根崛起，上数三代，恐怕不是匈奴，就是氏羌，抑或是其他什么戎狄、杂胡。
但在当前的鄂县，这两家，绝对是排得上号的豪右，源于手中掌握强横的实力，包括土地、人口、牲畜、农具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
在当年的清丁编户政策中，刘氏与夏侯两家登记到县衙的簿册上的数据，加起来也只有四百馀丁口，然而实际上，十倍不止。
否则刘氏在渭河阶地间的数万亩农田，如何能够经营起来：
徜若两家有意，组织起两千家丁部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若再发挥在县域内的影响力，这个数字还可以再翻倍。
而四五千人，已经足以形成一场破坏力巨大的动乱了，恰如当年司竹胡阳赤、霸城呼延毒之乱那般。
苟政是吃过这方面亏的，也长教训，因此自从侦得张遇与这两家暗中勾结到一起之后，就倍加关注、警剔。
钓鱼执法只是策略，是手段，在执行的过程中，要提防把“鱼塘”给毁坏了。
于是，苟政在鄂县方面的布置，要求很明确，将乱事控制在刘氏，夏侯两家，从速从效，避免破坏蔓延。
毕竟正值春耕时节，苟政可不想因为这一干乱臣贼子，破坏了关中的生产大计。在解决豪强之患后，还要尽快让地方士民，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因此，当都城的风刮来，夏侯、刘氏两家闻风而动之时，早已秘密调动、隐于的渭水谷地间的秦军，随即动手，以雷霆之势，碾压过去。
二月初七，在相继收到“秦王遇刺”的回信后，县豪强刘珍、夏侯显各自聚集部曲、佃丁两千人，东西对进，合围鄂县城。
两人高举“讨伐叛逆，反秦兴晋”的大旗，同时派人，四处连络，意图掀起一场反秦浪潮，
事实上，对于举兵反秦之事，不管是刘珍，还是夏侯显，并不是太坚决。反对长安政策，蔑视政权，是一回事，但真刀真枪干仗，又是另一回事。
尤其在这么个时节，可不只苟政重视关中农业生产，这些地方豪强一样，也想要安心种地产粮，不愿多是非。
对他们来说，地里若种不上粟，那心都是不稳的。
只不过，时局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转移，刘珍、夏侯显与张遇勾连，又过深。当张遇举事，
不管意愿如何，他们都被迫卷入其中，否则张遇事败，把他们供出来，同样没好果子吃。
张遇在筹谋刺驾之事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威，将这两家捆得死死的。
另一方面，对张遇的说法，他们也是认可的。苟政围猎，护卫力量薄弱，这样的机会若是不把握住，还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再遇到如此良机。
而一旦功成，那收益可就大了，否则也不会秘遣部曲，支持张遇的行动。
在苟政的操盘控制下，刘珍与夏侯显收到的，是张遇“功成”的消息。局势到了这等“地步”，二者也只能鼓足勇气、满怀期待，率众起兵反秦，响应张遇在杜城的行动。
而这一番作为背后的根本原因，绝不是长安政治上的压制、利益上的剥削，本质上，是这两家有些不甘寂寞，想要从鄂县走出来。
促使他们敢于兴师动众的原因，也在“苟政遇刺”这一关键。
苟政一死，关中大乱！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只可惜，对刘珍、夏侯显等豪强来说，此事终究只是一场妄想，由苟政于暗处精心给他们编织的一场虚幻的泡沫。
刘珍与夏侯显联系颇深，二者本是打算，以最快速度拿下鄂县，而后观望局势，寻机向周边扩张，乃至谋划长安
这个过程中，挑动关中各家豪右起兵，造成“全民反苟”的声势，是很重要的事情。
毕竟就算苟政死了，苟氏在关中的力量还是不俗的，不是他们一、二县之力所能对抗，若不能把反秦的声势搞大，未必能坚持到最后。
事情顺利，他们将成为一方诸候，封侯拜将，乃至称王称霸；若不顺，也可据鄂自保，等待晋军西进，桓温与荆州普军虽在千里之外，却是他们最后的依仗与底气。
只能说，刘珍与夏侯显的梦做得很美，但现实很残酷，结果很惨淡。别说把整个关中搅乱，就连鄂县都没能乱起来。
简单地讲，他们连鄂县城都没能拿下，相反，那就是一个圈套，将两家三四千叛众，直接装了进去。
为扑平鄂县叛乱，苟政直接调动了六千中军步骑，由宜阳伯郑权以及中军将领赵思负责。有苟政的训令在上，当引得叛军出动后，郑权便不再拖延，果断出击，将叛乱扼杀，避免乱象扩大。
刘珍与夏侯显的叛众中，虽不之一些瓢悍之辈、亡命之徒，然论兵力，论装备，论训练，乃至军心士气又如何能是秦国中军将士对手，如何能够抵挡来自秦军的突然夹击？
鄂县城下爆发的，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当郑权、赵思率秦军发起平叛进攻之时，叛军的士气便直接动摇，战斗意志也一落到底。
最终，演变成一场抓俘虏的行动，为减少民力损耗，郑权的指挥安排，也贯彻生擒活捉的作战方针，降者无数。
作为叛军首领夏侯显临阵被斩，刘珍倒是率领残部，逃回了老巢，但紧跟着便面临秦军的围剿。
破堡，擒拿，抄家，几乎是一条龙服务，过程过于轻松，出人意料。
如果说鄂县这边，多少闹出了些动静的话，在其他地方，那些与张、刘、夏侯有明里暗里往来的豪强、右族乃至官吏，则连点水花都没有溅起。
豁出老本，把家族押上，这也是需要勇气的。如果说居心回测、阴谋诡计，或许还有其他可能，那么聚众叛乱，可就毫无馀地可言了。
从杜城到鄂县，从池阳到雍城，整个二月份，秦国吏卒大举出动，军队压阵，官吏做事，自东而西，数十家豪强，遭到逮捕、清算：